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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是人类的自然现象，疾病特别是瘟疫，与人类如影随形，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造成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精神文化的影响更是潜移默化、持久深远。本文通过探讨泉州历史上发生过的瘟疫，及其对社会荣枯、文化起落、宗教兴灭、文明发展和科技进步等方面的影响，以期资镜，清晰思路，创建美好生活。

一、泉州历史上发生过的瘟疫

瘟疫就是传染性流行病，由细菌、病毒等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给人类造成巨大影响的瘟疫有鼠疫、天花、麻疹、水痘、霍乱、结核病、疟疾、非典等。瘟疫的特点是发病急、传染性强、病情危重凶险、致死率高。我国文献典籍通常将瘟疫称为疫、痢、瘴疫、瘴疠、伤寒、时行等。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会要、史录、方志、谱牒、正史之中都有疫情记录。如，《周礼?天官?冢宰》：“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另外，《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广雅》《十三经》都含有大量古代瘟疫病名考证的内容。

我国历史上发生过多少瘟疫呢？没有标准答案。主要原因是古代疫情记录十分零散粗略，表述含糊，如，曹植在《说疫气》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殁，或覆族而丧”“死者十之七八”“疫炽，病者十室六七”（乾隆《泉州府志》卷16）。其次是后人在检录、界定、考证、统计上存在不确定性和分歧。虽然困难重重，但许多学者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陈邦贤《二十六史医学史料汇编》，郭霭春《中国医史年表》，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瘟疫与人》，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等著述中辑录统计了我国古代瘟疫流行情况。

中国历史上的瘟疫以肺型为主，大约3-20年就会发生一次，主要集中在10月至次年2月这4个月里。根据龚胜生先生统计，在有确切疫灾年份记载的春秋至清朝（公元前-）的年中，疫灾年共计年，平均疫灾频度25.0%，即平均每4年就有一年发生疫灾[1]。

《中国救荒史》一书记载了历代大规模疫灾的次数，其中：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2]。

宋元时期泉州发生瘟疫的文献记载较少，明清较多。“我们以明代万历年间的行政建制为标准，福建地区共设八府一州57县，各地瘟疫的区域分布如下:福州府23次，泉州府16次……”[3]泉州清代至少发生过19次瘟疫。

泉州历代规模较大的疫灾有：

宋明道二年（），泉州疫病流行。同安县人吴夲悬壶今花桥亭，广施丹药，救治民众。

宋端平甲午（）秋，“疫炽，病者十室六七”。[4]

元至正甲午（），“岁歉饥殍载道，深道于中和堂设粥，令饥者列坐供之，所活甚众，既而大疫，死者相枕藉。”[5]

明嘉靖四十年辛酉（）至嘉靖四十一年壬戍（），泉州府惨遭倭患、粮荒，爆发大瘟疫，近70%人口死于瘟疫：“四十一年，泉州郡城大疫，人死十之七，巿肆寺观尸相枕藉，有阖户无一人存者，市门俱闭，至无敢出。”[6]何乔远《闽书》《晋江县志?卷74?祥异志》等记载了此次疫情。

清光绪二十六年（），泉州于夏至、冬至发生鼠疫，死人无数。年再次发生鼠疫，传染闽南沿海十多个县，据历史资料不完全统计，从年至年，死于瘟疫的约有人。[7]

二、瘟疫的起因与救治

（一）瘟疫的起因

瘟疫带给百姓巨大的灾难，因此人们特别重视探究瘟疫的起因，希望通过查明起因找到防治瘟疫的办法。在卫生学、病源论和药品学产生前，中国先民认为瘟疫的起因是疫气、瘟鬼、人类作恶等因素。西方则归结为女巫、上帝的惩罚等。比如，中国古人认为瘟疫是由于气候引起的，《周礼?天官?疾医》载：“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脔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疾，冬时有漱上气疾。”也有认为瘟疫是瘟神疫鬼散布的。瘟神奉天帝命令率领疫鬼散布瘟疫，以惩罚人世的罪孽。中国古籍最早记载的疫鬼有三位。东晋干宝《搜神记》载：“昔颛顼氏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疟鬼；一居若水，为魍魉鬼；一居人宫室，善惊人小儿，为小鬼。于是正岁命方相氏帅肆傩以驱疫鬼。”民间大多数祀祭五位瘟神，约成书于隋唐时期的《正一瘟司辟毒神灯仪》记载了五位瘟神，分别是东方行瘟张使者、南方行瘟田使者、西方行瘟赵使者、北方行瘟史使者、中央行瘟钟使者。

近代闽南鼠疫则起因于海贸交通运输，鼠疫随运载粮食的海轮由香港蔓延到闽南地区，而后传至闽西、闽北。

我们知道，自然气候、社会动乱、人口过于稠密、人口流动、生产生活习俗等因素，都有可能成为瘟疫爆发的起因。对瘟疫起因认识不同，防治措施也往往大相径庭。

（二）瘟疫的防治措施

瘟疫防治措施一般包括行政措施、技术措施、经济措施和信俗措施。

防治瘟疫的行政措施，主要是由中央、地方、乡里（僧人、绅士阶级）组成的防治组织体系。比如，宋朝的中央医疗机构有翰林医官院、太医院、惠民局、方剂局、药局等专门机构，主管政府的医学教育和药材经营。在瘟疫流行时，由政府调派，到民间散发药品治疗疾病。地方乡里设置有施药所、慈善机构等，担当瘟疫防治机构。

有关泉州医学行政机构的最早记载见于《八闽通志》，唐代泉州清源郡下设医学博士一员、助教一员，以培养地方医学人才。元代，泉州设立了专门医学校，医院，讲习《素问》《难经》《脉诀》等。大德元年（），在泉州设立福建平海行中书省，内设医学提举司提举一员。平海行中书省迁福州后，泉州路总管府，设医学教授二员，学正一员，县设训科。明代，泉州有6个县都设有医学，府设正科、州设典科、县设训科。清代的医事制度承袭明代，府、州、县仍设医学。泉州府设医学正科一员。民国时期，泉州公共卫生工作划归警察局分管，没有单独设立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医院诊所属民政部门管理。民国二十六年（）设立晋江县卫生院，始兼代行政管理的部分职能。同年5月，在泉州设立闽南防疫所，7月，省政府在泉州成立福建全省防疫总所，统一指挥全省防疫工作。泉州各县先后成立卫生院，内设医政、防疫、总务3股，下设区卫生所，重点乡镇设卫生分所，层层兼管防疫工作。年，建立晋江县专署卫生科，年改称卫生局，年晋江地区卫生局改称泉州市卫生局。[8]

防治瘟疫的技术措施，主要是医学防治，包括阻断传染源、物理隔离切断传染链、药物救治。年在湖北云梦发现的秦简记载有麻风病隔离院，把麻风病人送到“疠迁所”。唐代的疠人坊就是专门安置感染者的封闭性场所。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隔离传染性病人是有效的预防措施。药物救治的药方分为单方和复方两类，每类下均分为涂抹、香薰、口服３种。剂型有汤、酒、丸、散、丹、饼、粉等。瘟疫救治使用频数较高的核心药物有：雄黄、苍术、麻油、清油、米醋、甘草、大黄、艾、降香、木香、丁香、生葛、芜青、黑豆、赤小豆、远志、乳香、红枣、枣仁、麻油、蒜等。黎钲晖等利用PageRank算法，计算出瘟疫救治的核心药物为川芎、薄荷、牛蒡子、前胡、大黄、升麻、麻黄、石膏、羌活、栀子、防风、独活、荆芥、牙皂、蓝叶。[9]

另一种药物防治疗法是种痘。清代董玉山的《牛痘新书》、朱纯嘏的《痘疹定论》都提及江南的种痘方法。光绪三十年（），大田县名医叶永裁首次来泉州推行“种痘法”，泉州开始接种牛痘苗以预防天花。[10]

八闽通志（雅格/摄影）

医学防治还包括遣医出诊，发放药物，公布医方，建立病坊，掩埋尸体等。当然也出现愚昧的治疗方法，比如，民国时期晋江发生鼠疫，当时有的中医和普通民众一样相信鸦片可以治疗鼠疫。“中医施永镇出入病家名噪一时，自恃有烟瘾可以避疫，终于染肺鼠疫而逝。”[11]除此之外，还有数不胜数的应对瘟疫的愚昧偏方。

防治瘟疫的经济措施，主要有减免租赋，划拨钱粮赈济，提供粥食，有些地方官甚至还拿出俸钱和衣物等以资救疫。民间慈善家、乡绅名士也做了不少慈善事业，施粥发药，赈济钱物。比如，万历后期，泉州疫疠大作，知府蔡善继多方劝赈，施药施钱，全活甚众。复借帑金，差官远籴接济，米价以平。[12]

同时，在瘟疫发生的时候，民间也出现很多互相救助的情况。比如，弘治十六年(）晋江县发生瘟疫，晋江人吴怀荆施药给民众。崇祯八年(）惠安县发生瘟疫，乡民卢易自已聘请医生救治百姓，治好了不少人。光绪二十六年（），泉州鼠疫流行，晋江县慈善团体，经泉州城内道口街郁文堂，刻印发行《鼠疫汇编》册、药方张，施药剂。[13]

防治瘟疫的信俗手段，主要有道术巫术、民间信俗等。由于部分先民认为瘟疫由瘟神疫鬼散布，所以相应的防治办法就是祈祷、拜神、符咒、傩戏等各种酬神活动。泉州民间王爷崇拜，放王爷船活动就与驱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民国时期泉州鼠疫、霍乱流行，有抬泉州关帝庙的关帝爷“出巡”以“驱除瘟神”仪式。这些驱瘟活动的成效可想而知，但也多少起到安抚人心，平缓社会恐慌情绪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响应毛泽东主席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掀起了一个接一个的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讲卫生，接种疫苗，终于让鼠疫、天花、血丝虫病等疫病在我国销声匿迹。

三、瘟疫对文化领域的影响

美国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威廉?H?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写下：“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14]麦克尼尔教授充分肯定了疫病在人类历史和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这种作用和地位表现在对人类文化领域的深刻影响。

（一）重构伦理文化

瘟疫常常引起人口大量伤亡，导致人际关系和道德体系重构。《泉州市志》记载，宋代元丰年间（-），泉州总人口数量破百万。洪武十四年（），泉州总人口35.11万人，至嘉靖四十一年（）（大瘟疫流行）降至16.99万人，为本地史上第二次人口低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晋江专区及县卫生防疫部门对鼠疫的疫情历史开展一次全面调查。据统计，泉州的鼠疫始于年，止于年。65年间，疫情遍及泉州8个县、市，46个区、镇，个乡，个村(街)，累计发病人，死亡人，致死率90%。[15]疫情期间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有时即使是亲人染疫，亲友都不敢接近，邻里之间闭门谢客，互不往来，谣言、欺诈此起彼伏，淳朴互信的亲情友情关系受到严重破坏。

新编泉州本草（雅格/摄影）

（二）改变语言习惯

瘟疫影响了语言习惯，产生形成了一些习语。比如，闽南语中有一句骂人的毒话，“XXX生粒子病”。粒子病就是鼠疫，染鼠疫后，全身生粒子（核）是鼠疫发病的特征之一。南安民间咒人被“王爷捉去”，也是毒话，王爷是瘟神。“上午抬死人，下午被人抬。先死有棺材，后死无人埋”“今天埋别人，明天被人埋”“三天死七人”等等。诸如此类的俗语、顺口溜、打油诗说明瘟疫影响着语言习惯，自然也会影响到以语言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与思想观念。

偏方八闽通志（雅格/摄影）

（三）塑造民间信俗

古代人们不清楚瘟疫的起因，往往将它归结为神鬼作祟，或者上苍对人类作恶的惩罚。因此解决的办法是酬神祈禳，巫师跳神等迷信活动，希望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来消弭瘟疫，以逢凶化吉，瘟神信仰是一个典型代表。直到现今我国贵州、江西、广西等部分地区还存在着岁末“舞傩逐疫”的风俗，福州地区普遍信奉五瘟王，闽南地区信奉“王爷”。“送瘟神”是我国古代一个传统的习俗。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有大量的文献记载。

当瘟疫发生时，人们往往把代表瘟神的偶人放在船或马上，运送到河边或海边，将其烧毁或让其顺流漂走。清乾隆《泉州府志?风俗志》载：“是月（即五月）无定日，里让禳灾，先日延道设醮。至期，以纸为大船，送五方瘟神。凡百器用皆备，陈鼓乐、仪仗、百戏，送水次焚之。近竟有以木舟，具真器用，以浮于海者。”俗称“放王爷船”“送瘟神”。清末泉州吴增著《泉俗激刺篇?贡王》载“:有病药不尝，用钱去贡王，请跳童，目连傀儡演七场，资财破了病人亡。此时跳童又跳起，说是王爷怒未已”。说的就是民间民众用敬神、跳童、送王爷等方式治病的现象。

泉州“嗦啰嗹”是另一种驱疫习俗。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风俗》载：“五月初一日：采莲城中，神庙及乡村之人，以木刻龙头，击鼓锣，迎于人家唱歌谣，劳以钱或酒米”。“嗦啰嗹”在端午期间以民俗踩街形式举行，寄托着驱邪消灾，航运平安，海贸繁盛的良好愿望。“嗦啰嗹”亦称“采莲”，源于古越族人的“驱疫傩”及中原唐宋宫廷“采莲舞队”，流传于泉州城内各铺境，以及泉州周边沿海地区。晋江安海和泉郡后山宫的“嗦啰嗹”最有名。

当时医疗条件低下，迷信、巫术虽然起不到治瘟疫的疗效，但在安抚民心、镇定心理、慰籍心灵方面却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养成卫生习惯

人类在与瘟疫抗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好的卫生习惯的重要性。经过长时间的演化，有的卫生习惯变成了卫生习俗，这些习俗大多数是历代以来防疫的延续。泉州的卫生习俗主要有春节、端午节卫生大扫除，临近春节，对全家做一次彻底的卫生大扫除，端午节则在门前悬挂艾草辟邪，在房前门后洒雄黄酒，焚苍术除“五毒”，小孩佩戴五彩香袋防疾病。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风俗》：“端阳……悬蒲艾及桃枝于门，贴符及门帖。”“端阳……小儿以五色丝系臂，曰长命缕。又以通草象虎，及诸毒物插之。”

年正月，清廷采用西方的法律形式和原则，颁布了《预防传染病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了“除四害”（蚊、蝇、鼠、雀）“两管”（水、粪）“五改”（水井、厕所、坑灶、畜圈、环境）爱国卫生运动，有效地防止了瘟疫的发生和传播。

（五）促进防疫著述繁荣

瘟疫促进了医学和医疗技术的发展，人们在在长期防治疫病的过程中，不仅积累了大量宝贵的临床秘方、验方和效方，而且也撰写了大量临床实用医学方书，对我国医学基础理论、伤寒金匮、临床诊法、针灸推拿、医学本草等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山海经》《周礼》《吕氏春秋》等著述有研究瘟疫的记载。东汉张仲景撰写了《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这两部书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产物，在医学上有很大的突破，成为中医经典。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对瘟疫也有论述。明代吴有性的《瘟疫论》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研究疫疾的著作。清代林庆铨的《时疫辨》、余德勋的《疫证集说》在疫疾研究方面各有建树。

医神鄞仙姑殿（雅格/摄影）

泉州各个时期也出现了不少医书，有的也涉及瘟疫的防治。大致有以下这些著述：

（宋）庄季裕著《明堂针灸经》2卷、《膏肓灸法》2卷、《本草节要》3卷；

（宋）苏颂、黄禹锡、林亿等同著《校本草图经》20卷；

（明）庄应蕙著《医案》；（明）黄志美著《金丹指南》1卷；（明）郭伟编著《百子金丹》10卷和《五经金丹》；

（清）蔡茗庄著《六经伤寒辨证补方》《医书汇编》；

（民国）周子秀编《医学心得》1卷、《出尘道人医学读本》《丸丹膏药配制与治疗》1卷、《寄闲医方选萃》1卷；

（民国）释妙月著《伤科经络疗法》1卷。

此外，据林楠先生研究，清末闽南民间也刊行了不少医书，“如光绪二十六年（），泉州鼠疫流行，晋江县慈善团体，经泉州城内道口街郁文堂，刻印发行《鼠疫汇编》册、药方张，施药剂。同年，《温疫条辨摘要》在厦门出版，此书附录有《鼠疫原起》。次年南安知县李澍青，为《鼠疫汇编》写序，并翻印卷，分发宣传。清末，爱国华侨陈嘉庚在新加坡刊印《验方新篇》，广为传播。”[16]

毫无疑问，人类想彻底杜绝瘟疫发生是不现实的，也是做不到的，只能是通过深入系统地研究瘟疫，尽可能减少瘟疫发生的频次，在瘟疫发生时，科学防治，最大限度地减少它的危害性和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作者单位：泉州市图书馆）

注释：

[1]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年第6期。

[2]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年。

[3]李颖：《明代福建瘟疫述论》，《闽江学院学报》,年第3期。

[4](清)怀荫布：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六。

[5](清)怀荫布：乾隆《泉州府志》，《清光绪八年补刻本》。

[6](清)怀荫布:乾隆《泉州府志》，《清光绪八年补刻本》。

[7]柯乔木：《解放前泉州鼠疫的流行》，《泉州文史资料（第十六辑）》（内部发行）。

[8]范金阶、泉州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泉州市卫生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年。

[9]黎钲晖、郑晓梅、刘迪：《古代疫病中方剂核心药物的发现算法比较》，《智慧健康》，年第3期。

[10]鲤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鲤城区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

[11]林双法：《晋江县鼠疫发生与消灭概况》，《晋江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年。

[12]周学曾：道光《晋江县志》，上海:上海书店,年。

[13]林楠：《清代福建南部瘟疫流行的社会影响》，《福建中医药大学学报》,年第5期。

[14](美)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瘟疫与人》，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

[15]福建省卫生防疫站、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微生物研究所：《福建省鼠疫流行史》，福州:福建省卫生防疫站,年。

[16]林楠：《清代福建南部瘟疫流行的社会影响》，《福建中医药大学学报》,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