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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刺猬新俗小像/

受疫情影响，在家里已经待了接近五个月了。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故乡总有一种老态龙钟之感，我也不能免俗，对故乡抱持着这种刻板印象，但在对送面刺猬这一风俗进行全局观察之后，感受到了故乡生活的人们对于生活不断生发的创造力。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最主要的特殊之处在于农历的今年时长达到天，闰四月。一提到闰月，似乎总是和女性亲属联系在一起，包括我们一直熟悉的出嫁女儿给娘家送面鱼、送闰月鞋。今年的闰四月，在我的家乡也生发出来了一种风俗：闰四月，出嫁的女儿要给娘家兄弟送鸡蛋，一岁送一个；要给侄子送面刺猬，给侄女送面鸽子；要附加给娘家哥一家送面条。（以下统称为“送面刺猬”）

“送面刺猬”这一风俗，在我们这一地区流传了接近一个月，从上冶镇兴国村到接近兰陵县的南新庄村，都进入到了习俗之中。是否称其为习俗，我觉得还是值得商榷。因为早在年的时候，徐高潮先生就对枣庄滕州一带兴起的“送面刺猬”风俗做了细致的观察。“送面刺猬”风俗与之前的给侄子侄女送碗的风俗一样具有非常典型的时效性。所以，与其将“送面刺猬”称之为习俗，倒不如称其为具有更强时效性的风俗。

在做了一番访谈的基础上，对本地兴起的风俗全貌做了一点管窥：本地在今年疫情期间，经济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各行各业的经济生活并没有太大的起色。由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营商者没有收入或者收入不及以往，尤其是鸡蛋的价格在疫情防控期间一直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在“送面刺猬”这一风俗兴起的过程中，鸡蛋的加入似乎就有了一种经济因素的考量，而面条的加入似乎是为了前面两者做陪衬。在姑家亲属向娘家兄弟送来上述三种物品之后，娘家兄弟家庭要向姑家亲属回赠方便面，但没有面狗，这点与滕州之前的“送面刺猬”风俗不同，当然我个人经历的是收到了大米和黄豆。在对风俗背后的含义进行解读的时候，总是带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特色，但在农村语境中，最大的特色无非就是“身体健康”“发大财”，刺猬是面发后制作，意味着“发财”，至于鸽子的意味，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当然也蕴含着美好的祝愿。鸡蛋这一部分并没有明确的含义，至于面条也是如此，仿佛二者就像搭了“送面刺猬”风俗的便车进入到了其中。

“送面刺猬”风俗在老一辈人的观念里并不存在，尤其是在对周围年纪大的老人做了一番访谈之后，在他们的印象之中也不存在这种风俗。但鉴于之前在枣庄滕州一代有兴起过近似的风俗（初期，姑姑要给侄子送两枚面刺猬；后期姑姑要给侄子送两枚面刺猬、一身衣服也称“刺猬皮”、一箱牛奶，给侄女两枚面狗、四尺花布、一箱成品奶），本地新兴起的风俗更是一种舶来品，并且在本地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

据徐高潮先生考证，“送面刺猬”习俗与接种牛痘后一段时间内“掉疙疤”有关，面刺猬的制作原料是发面，而牛痘接种之后，最忌讳的就是伤口发炎，谐音之下，娘家兄弟媳妇有所忌讳也是自然。据徐高潮先生记录，“送面刺猬”的兴起有其偶然性。“在外打工的丈夫回家忙麦收,学会了外地的花摸制作。在蒸饭时,有意露了一手,捏了几个面刺猬。夫人爱不释手,在走娘家时顺手带了两枚,意欲谝一谝孩子他爹的好手段。当孩子的妗子（舅妈）看到问起时,方意识到犯了忌讳,便应声胡诌,说:给孩子送的,避邪的,今年就兴这个。当妗子的信以为真,也如法炮制赶时髦。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乡里人家纷纷效仿起来”。本地兴起的源头未知，但我个人观察的结果也确实如故事中经历的那样，在姑姑给我家送了面刺猬之后，妈妈也给舅舅家准备了一样的礼物。

既然我们无法从“送面刺猬”生发的时候去观察这一风俗的全过程，那么在其后观察这一风俗酝酿的背景、背后的推动力、传播机制、类似现象的比较，或许能够构造一个我们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起源。

如上所述，这一风俗酝酿的背景是疫情之后经济持续低迷，鸡蛋价格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养鸡户损失较大。“送面刺猬”这一风俗在本地流行的同时，就如同当年在滕州时所观察到的那样，带动了鸡蛋的销售与面条的销售，客观上挽救了一批养鸡从业者以及零售业者的经济生命。不可避免地讲，只要有利润的地方，就有商家去披荆斩棘，将利润最大化。像圣诞节的商业化一样，“送面刺猬”风俗中，“面刺猬”与“面鸽子”的文化含义不断强化，商家围绕着这一文化现象并不断通过乡村公共传媒平台“快手”，不断强化，带来了一次小的本地经济增长高潮。

结合访谈所得，以及个人的经验观察，在传播机制上主要还是通过三种途径来传播：第一，商家的推动；第二，乡村公共传媒平台“快手”中对于“送面刺猬”这一文化现象不断强化；第三，农村“姑嫂关系”下，人情互动的传播与效仿。三种途径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截然分开。商家通过“快手”平台，不断通过同类的视频来强调“送面刺猬”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文化符号含义，带动自身商品的销售；“快手”平台的乡村广泛覆盖率在其用户中不断将上述的意味强化，并引起人们的模仿；“姑嫂关系”之下，人情来往，引起了传播与效仿。当然，类似的现象，也是我们要观察的重点。在20世纪90年代，滕州兴起过姑姑给娘家侄子送碗的风俗，从文化意味上看，寓意着侄子以后可以有饭吃，但是从观念上看，人们普遍都明确认知到侄子以后的未来如何未定，但这次风俗却结结实实地将土产杂货店里的积压商品在短时间内销售出去。本地的鸡蛋正如这次风俗中的主角碗一样，在风俗的兴起中销售量剧增，给养鸡从业者带来了广泛的利润。

若对“送面刺猬”风俗的起源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可以做以下尝试：“送面刺猬”风俗作为一种舶来品，在本地生发开来，有着人们的经济理性的因素存在，因为其在客观上带动了鸡蛋的销售，当然不可否认其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契合乡村语境的文化风俗是其可接受性的重要基础。至于姑嫂关系，则是其传播的内在动力。简言之，在闰月之下，基于习俗的力量以及新兴传媒或者近似风俗的影响，新的风俗载体在本地兴起，并且在经济理性、文化因素以及“姑嫂关系”的互动之下传播开来。

在对“送面刺猬”风俗进行观察之后，其实影响最大的因素还是“姑嫂关系”。“送面刺猬”风俗还是基于闰月习俗的一种变种，“面刺猬”只不过是闰月习俗的一种新的载体。本质上讲，“送面刺猬”还是为了维护和谐有序的姻亲关系，让联姻家庭和家族之间的往来变得更加有序、顺畅。

“嫁女给娘家侄子送面包刺猬，给侄女送面包狗，甚至送衣服、送碗等习俗，仿佛表明嫁出去的女儿为了搞好姑嫂关系，但是实际根源还是在于女儿对娘家的依赖。”由于女儿对娘家的依赖，送刺猬成了姑娘对娘家侄子的义务，是必要而有效的调节姑嫂关系的手段。姑嫂关系的特别之处在于一方面媳妇因为家庭不公容易迁怒于小姑子，另一方面新结婚的小姑子由于经济基础薄弱，需要和娘家搞好关系。因为娘家父母若是帮助出嫁女的话，在观念上讲是动了儿媳妇的奶酪的。（女儿在乡村语境中是没有继承权的）出嫁女在经济力量逐渐增强之后，给娘家侄子送面刺猬、娘家侄女送面鸽子（本地变种）便是姑嫂之间利益关系的衡平。总之，姑妈送面刺猬给侄子，送面鸽子给侄女是一种对于姻亲关系延续的维护。

统而言之，送面刺猬并非基于姑姑向娘家尽义务这种严肃理由，更多地偏重于改善和维护两个联姻集团的关系。

“送面刺猬”风俗在本地的生发，确实是多种元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理性、文化因素、公共传媒等都参与了风俗的塑造与传播等。有的人对这种“送面刺猬”风俗的生发持一种厌恶的态度，认为其加重了人们的负担，有的人认为其含义莫名其妙，“送面刺猬”其实是被裹挟到其中去。与其保持着一种苛刻，倒不如持有一种宽容的心态来看待这一风俗的兴起，毕竟也算是乡土生活中文化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参与到这次“送面刺猬”风俗中去，本质上讲，还是维护出嫁女与娘家关系的需求，只不过在今年以特殊的“面刺猬”作为载体表现出来罢了。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送面刺猬，都能够增进姻亲之间的情感交流，当然客观上也给本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种新的动力——风俗的动力。

特别鸣谢我的同学王真、苗辰放、王相民、田雨提供的信息支持，本次的记录纯属疫情防控期间对本地风俗的观察与思考，当然通过这次写作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我的家乡，认识到了这其中我久已忽视的美感。

年5月30日

南新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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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三四

文字/清风慕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