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大概两年多前，我沉迷于西马和西方文论,写下这篇随笔。当时对文学批评的想象不再是高中时的天真，但依然innocent。两年多后，除了堆积更多的文学史和社会理论知识，我几乎没有经历半点真正打动人心的范式冲击。或许我早该发现，思想和理论是无法脱离学术文献的积累的。今天的问题是，今天的现实是，我们了解所有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但我们无法栖居在桥上。

————————————以下是原文————————

今天参加一个历史知识竞赛。因为知道复赛和决赛和另一门课的时间撞了，抱着看看题目的心情去的，当然是完全没有准备。读完整张卷子，发现题目比我想象中难很多，还是挺难过的。把所有空填满后捱到半小时就草草收兵。

之所以说起这个，主要是惭愧。最近自己的阅读范围越来越狭窄，虽然对历史，尤其是年鉴学派和元史学很感兴趣，但也没有读书。从人文社科龟缩到文学，再枯萎到基本以西方文论和文论史为主。套用钱钟书的话“哲学家学家”，读的大概是西方文论述评或文学批评的批评，字面意义上的“批评批评家”是也。

这种批评当然很迷人，尤其是直面那些文学理论的巨子，本身就是一种智力的挑战与游戏，席勒意味的游戏。很难说谁真正正确地解释了文学现象——这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是新批评如此精深的分析，面对结构主义的不屑一顾恐怕也只有瞠目结舌。我常常觉得新批评派的都是老实人。比如Wellek明明承认对文学存在外部研究，却没有大谈特谈抽象的理论。他们转向具体考察文本，却也得到了“意图谬误”与“感受谬误”两个极重要的概念。钱钟书指出“意图谬误”这个概念意大利19世纪文学批评家桑克梯斯对但丁的批评中就已经提到，但那些新批评派似乎并不知道，看来是可信的。

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queertheory、生态主义等过于泛政治化，这些基于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视角的文论思路很难说体现了多少文学的自觉，即使和AllanBloom对莎士比亚笔下人物的分析放在一起也不违和。相比而言，西马那些人虽然顶着“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政治性帽子，却在具体理论建构上更值得深思。

另一条思路是现象学和阐释学。然而当我们梳理了从施莱尔马赫到伽达默尔的这条线索，除了理论表达过于复杂所造成的理解困难外，对文学理论的新知似乎还在"唯作者知"和“读者可知”当中摇摆。

文学理论因为这样的摇摆而迷人，笑。有时候各种西学理论之间似乎没有共同话语，但有时候各种不相干的理论似乎能找到独特的共通点，比如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比如巴特与伊泽尔。这种摇摆绝不是答案，毋宁说摇摇晃晃的样子才是它的本态。一面是读者与作者，一面是文本与理论，对文学作品本身的尊重和对原因、意义的探明，一面老老实实地站在地球上，一面看着木星的光斑心生羡慕。作家与文家致力于说清楚常人认为不可言说的感受与抽象，不惜死死地掐住自己的脖子来吐出清晰的词句。

之前和徐兄讨论文学学术的意义，徐兄说他看到本校博士钻研学术不问世事的生活状态，从来不会对社会热点发表什么看法，但他不想这样。他对戴锦华教授那样的社会问题、文化研究会更欣赏一点。当时我并没有被说服，因为我对现实生活与政治，无论中外，都抱有某种怀疑。昨天和唐姐姐长谈一番，又提到这个问题。有人说，要相信自己做的东西是有意义的，这大概类似于一种“文字的宗教”，但还是很粗疏的。我说，我受韦伯那篇《作为职业的学术》影响太大，他说“相信面前的这一页是自己一生的狂喜所在”，我相信他的学生，比如卢卡奇，必然有这种幸运与狂喜。或许我以后也能有这种机会，但对现在的我来说，想要做学术的前提是扎扎实实地把基础打好，无论是语言还是理解力，无论是理论还是文本，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

知道某些新鲜有趣的知识，了解心理学、语言学、哲学、社会学，掌握政治学与历史，做实证经济研究与理论经济创新，这些都是我一直喜欢的有意义的事业。但如果像朱熹改造儒家一样改造文字的宗教，对我而言，还是思考语言与永恒更让人心生荡漾。我希望学术给自己带来的，是一再打开那个不可解的迷惘。虽然我不确定这种迷惘是否会随着青春的逝去而消失，但依然希望自己在抬头仰望高高的天空时不要忘记脚踏实地，不要忘记这个初心。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更让我幸福。在人群之中不能，信仰不能，爱不能，政治不能，平静美满的生活不能，极度的善不能，那我就追求极度的美和极度的真。创作是另一种接近的方式，如果写不出诗歌和小说就被绝望绞死，如果幸运写出就好好地活。理论和诗歌，努力敞开的有限，和果壳中的无限，Icouldbeboundedinanutshellandcountmyselfakingofinfinitespace。此外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