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看白癜风的最好医院 http://pf.39.net/bdfyy/bjzkbdfyy/

妈妈的故事——追忆母亲之十六：吃饱饭了（下）

3.“文革”兴，管农民的“婆婆”放松了对农民的管束。

农村由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体制相对稳定，没有再变来变去，以几十口人的生产队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更是粮食、柴草等一切实物和所有钱财的收入分配核算单位，几十口人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生产队和生产队社员，不领国家工资和补贴，没有国家提供的免费商品供应，统购统销，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生猪、禽蛋等农副主要产品，有上缴公粮和统购的任务，却没有平价购买这些物品的权利，不向农民供应“商品粮油肉蛋”。日用工业品以发票证的形式向农民提供限量供应，但必须用现金购买。超出规定数量或者不在计划供应之内的商品，农民需要“议价购买”，也就是高价购买。那么，农民只能土里刨食，自己养活自己，他们刨食的依托，就是自己立身安命的生产队。自合作化运动以来农民经历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终于接受一个观点：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锅里有碗里才会有。生产队多收获多收入，自己才能多分配。正是基于此，文革十年，各行各业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但农业经济遭受的损失，比起工业交通等要轻一些。学生、工人“职业造反”、“脱产造反”者众，农民离乡离土造反者寡。学生、工人“造反”，不影响他（她）毕业和拿工资，农民离开生产队外出“造反”便挣不到工分。即便按照上面的指令参加游行、加入派仗生产队必须发“政治工分”，但如果一个生产队的劳动力都外出闹腾，地里没有收成，挣再多的“政治工分”也照样分不到东西。实事求是地说，生产队一般是在真正地“抓革命，促生产”。从统计数据上看，十年文革期间，粮食产量除了年和年略有下降外，其他年份均有增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只要保持农村生产关系、经济体制的相对稳定，即便在大的政治动荡中，农村经济仍然可以避免遭受大的损失，甚至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当然，文革对农民、农村、农业生产影响与对市民、城市、工商交通运输等业生产的影响相比较而言较轻，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干部们被斗或者忙于城镇、机关的造反、夺权与反夺取、“三结合”及各种运动和斗争，对基层农民尤其是生产队的生产经营，“管束”大大减轻、减少，折腾少了，农民种什么收什么，怎么种怎么收，可以自己做主、自主经营了。瞎指挥少了，不再强制要求今年种什么，明年种什么，很少再强制要求具体种植管理方法。农民知道种好种坏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在仍然是牛耕、人耕、铁农具、手工劳作为主的生产力状态下，农民会种地，干预越少，可能会越好。无为而治，并非全是谎言。催缴公粮、逼交公粮的情况，大大改观。大部分生产队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还是有自觉性的。农民懂得，种地纳粮，天经地义，祖祖辈辈，交“皇粮”是“必须的”。然而，农业生产，夏收夏种、秋收秋种是最忙季节，农民总是希望不误农时，先抢收抢种，然后农活告一段路，再从从容容地上交公粮统购任务。但是，大队干部、公社干部一直以来都是要求先完成国家公粮和统购任务，赶进度，夺锦标。每年县里、公社都会一天一公布公粮入库进展情况，天天排名次。上缴公粮成为头等大事，不顾及收种时令，确实有违农时，有时会影响农业收种，农民很反感，又没有办法。像我前面讲过的，有一次因大队书记逼着先打场交公粮造成我们生产队的惨重损失。现在好了，文革兴起，没有干部来催公粮了，农民可以把最急切的农活安排妥当之后，再从从容容地交送公粮。当然，也有个别生产队，浑水摸鱼，趁机少交或者不交公粮。但是，那毕竟是少数。

我年8月知道自己中考落榜，回学校请教老师能否“回炉”跟班复习，第二年再次参加中考。老师告诉我，政策不允许复读，老师分析说我也没有必要复读，三年困难以后农村初中生大为减少，中考录取比例大，凭我的成绩，完全可以在家复习，明年临考前一个月再回学习集中复习，以社会青年身份参加中考，应该没有问题。我听老师的话，回家一边干活，一边挤时间把初中课本从初一到初三一遍遍温习，满怀信心地等待第二年再次参加中考。第二年即年，大概5月底6月初，我回到邓寨初中，天呐，满校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我完全傻眼了，应届生都没有中考了，我这社会青年还到哪里去参加中考。当时的应届生是我们去年读初三时他们读初二，大部分都认识，几个熟悉的同学留我在学校“观察”文化大革命。他们白天到王人集街上游行，搞大辩论的擂台赛。擂台赛是在王人集街中心，搭一个土台子，两派的代表各站舞台一边，一替一个走到舞台中央发言，你方唱罢我登场，唇枪舌战，剑拔弩张，互相指责，互相质问，针尖对麦芒，但没有粗话骂人，更没有动手打人，当时还属于“文斗”阶段。双方指责或者质问对方前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回答对方提问或者自我解释时也是先背一段“语录”。所有观点的论据都是“语录”，不同观点甚至针锋相对、南辕北辙的观点，各自也依据的是不同的“语录”。即便相同的“语录”，也能够作出不同的解释。我在台下听得入神，感觉有意思，所谓的辩论，他们不就是用“语录”反驳“语录”吗？台上两派对立，台下听众绝大部分也早已有了立场，都有角色带入，只为自己方喝彩，必为对方喝倒彩。只有我，还没有“站队”，双方谁讲得好我都会鼓掌。但半个时辰之后，我也有了立场，因为台上上去一些我认识的同学，他（她）们是跟我一届的还有一个班的，他们已经考到外地上学专门回母校来闹革命的，其中就有邓恒海，还有跟我们不一个班的蒋翔英。蒋翔英个头不高，一身草绿色军装，扎着武装带，英姿飒爽，她真能讲，而且求胜心切，对方不断换人讲，她却不换队友，以一对众，嗓子越来越嘶哑，讲到最后就见她嘴一张一合，却发不出声了。她的队友要替换她，她还倔强地不下火线。那种劲头，那种精神，像个战士。我怎么可能不支持他们这一派呢！更何况邓恒海是跟她一派的，我大表哥即邓恒海的大哥，大表姐即邓恒海的姐姐，也是这一派的。他们留我参加他们的革命，我在他们家住了下来。我观察到，他们双方大部分是在校生，以邓寨初中在读生为多，有一部分是已经毕业在外地读书回来闹革命的，“社会青年”主要是家在王人集街上和附近的，像我这样远离王人集的社会青年不曾遇到。我无法融入他们的队伍，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知应该担任什么角色。三天后感觉新鲜劲也过了，就打道回府，起驾回了我的香椿园。

我一路唱着在校读书时音乐老师教会的新歌：“太阳红,太阳亮,春风送我回故乡；青山绿水多宽广,张开双翅飞凤凰。凌云志，心里藏，要叫穷山变富乡；我是新式的庄稼汉，新歌新曲新人唱……”这歌词激起我满腔热情，王人集，不属于我，大革命，没有我的份，我要回我的香椿园，好好大干一番，为改变我们村贫穷落后面貌，作出贡献。

但一回到香椿园，就有一种窒息感，有劲也不知道往哪里使，何况也没有劲，在生产队里出工，只能算半劳动力，工分也只有男劳动力的一半。没有电视，整个村连一部收音机都没有，也没有报纸，感觉自己犹如是塞进罐头里的沙丁鱼，混在一大撮沙丁鱼中，以为整个世界就是更大的罐头，人人都是沙丁鱼。对外部世界没有认识，对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也没有真正的感觉。后来生产队发一份安徽日报，我负责给大家读报，我每天连报屁股报夹缝的文字都不放过，都仔仔细细地看。我们家曾经有过读书人、教书人，但父亲去世得早，带我长到十岁的白爷竟然没有给我留下一本古书，所有的书都被他换酒喝、换盐吃了。村东头李学勤，有几本七侠五义之类的藏书，我每本都读了若干遍。还借到几本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晋阳秋》《三家巷》《平原枪声》等等，就是这个时候读的。太喜欢读书，但能找到的书太少太少。犹如干裂的土地上冒出的一株干渴的小苗，渴望阳光雨露的滋润。但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棱角被慢慢地打磨得光光溜溜，理想——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理想，不知道理想这个词词义作何解释了。娶妻生子，繁衍子嗣，多挣工分，多分粮食，能吃饱饭，让奶奶、娘吃饱饭，就是最大的理想了。

文革那么大的事，好像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我仍然在香椿园老老实实地参见生产队里的劳动，由于我们家乡处于几个行政区划的郊邻处，不仅贫穷也很闭塞，没有一支红卫兵队伍串联经过我们那里，也没有一支红卫兵队伍到我们那里发动群众斗走资派。只有我们所在的东城人民公社的几个“毛孩子”跑到我们大队搭台子斗我们大队书记刘道泉，而刘道泉是建国初期一个外来的游僧、化缘的小和尚还俗落户的，穷的叮当响，人又好得不得了，没有欺压百姓的恶疾，没有多吃多占不良行为，更没有欺男霸女的流氓行径，在几乎都姓李都是牛头李的老家大队，他这位姓刘的“外来和尚”书记，人缘极好。东城公社来的中学生红卫兵，搭台斗刘道泉书记，遭到台下召集来“围观”的群众的“起哄”，草草收场，灰溜溜地溜之大吉。从此，再也没见过哪支红卫兵或者造反派到我们大队发动过群众，我们成为被文革遗忘的角落。

哦，想起来了，还有一次东城公社来了几个红卫兵，要“破四旧”，穷得叮当响的香椿园，实在找不到可以“破”的四旧，竟然把我们家挂在后墙上的“四幅屏”给当作四旧收走了。恰巧我当时不在家，我知道后跑到公社去讨要过，但再也没有找到。

直到年春季，我们香椿园西头的人“自发”起来向东头的人讨要土地，我才“脱颖而出”，开始往公社跑，讨说法，公社、大队的人才开始注意到我，才知道香椿园西队有个李占才，嘴巴吧啦吧啦地挺能说。后来让我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参加永兴人民公社“大批判队”。参加宣传或者批判活动，由生产队记工分。实际是“剥削”我们生产队的乡亲乡邻。

总的看来，文革，对农民的平调摊派大大减轻，公社、大队干部很少再直接指挥农民生产劳动，生产队生产、经营自主权提高。农民的日子反倒好很多。

4.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副业生产。

为了度过大饥荒，调整政策体现在多个层面，其中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有限度地开放自由市场，允许农村生产队开展多种经营，深受农民欢迎。农民可以到集镇上出售自己养的猪羊兔、鸡鸭鹅，以及禽蛋、兔毛，还有自己种植的菜蔬。其中生猪有统购任务，但不是将统购任务定到农户，而是定到生产队。生产队一般不养猪，从自由市场上购买猪或者直接购买社员要出售的猪上交完成任务，即平价卖给国家收购站。生猪市场价格高一些，国家收购价格低一些，这是“统购任务”，生产队“认赔”，愿意贴补。社员家庭没有上交生猪的任务，因此自家养猪可以自由出售，也可以自己宰杀，猪肉自己吃一部分卖一部分。记忆中我们村可能还是穷的原因，除非结婚丧葬红白大事，一般自己宰杀猪的农户不多。即便到年底有人家宰杀自养生猪，全部自己吃肉的也不多，都是自家留一部分，出售一部分。粮食、油料、棉花等一类农产品，在完成国家公粮（农业税）和统购任务之后，也可以自由出售。这一条严格掌握很难，一类农产品公粮统购任务是定到生产队的，不是定到农户的，更不是定到一个一个个体农民“头上”的。到集镇上出售一类农产品的都是四乡八邻的个体农民，哪个生产队的都有，无法一个一个地甄别他们属于哪个生产队，他们所属的生产队公粮和统购任务是否完成。完成的才让他出售一类农产品，没完成的不让他出售一类农产品。当然，真的认真起来，会有办法的，但是，集镇上的人，各“行”（买卖物品分作若干区域，每个区域成为“行”，比如粮食行、蔬菜行、家禽行、禽蛋行、水产行等等）的“经纪人”都希望市场繁荣，买卖兴隆，人气旺，他们不会拒绝“赶集”买东西的人，尤其喜欢赶集卖东西的人。至于政府派驻的市场管理人员，人少事多，面对乡邻乡亲来赶集，也往往是睁只眼闭只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再严格盘查出售一类农产品者的身份和是否符合条件了。所以说，规定有限制条件的开放农村集市贸易，事实上是完全开放集市贸易。只不过当时农村大半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农村集市农民买卖的物品并不是很多。但有了这个“口子”，对于活跃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调剂农民生产生活品，很有帮助。农民急于花钱时可以出售自己的产品、物品救急，农民多余的产品、物品可以出售，想调换调剂的东西也可以通过售、买完成。我们家乡的集镇，距离我们村最近的是高堂集，在香椿园北边，有三里多路；小李集大名叫永兴集，在香椿园南边，距离大约有六里路。这两个集镇都是隔日逢集，互相错开逢集，即今日逢小李集，明日逢高堂集。孙庙集在高堂集北方，距离香椿园大概七八里路。东城集在香椿园正东方，大约八九里路。更大的集镇是王市、王人，王市在香椿园东北方，王人在香椿园西方，距离香椿园都是十五六里路。

允许生产队经营副业，哪个生产队有能人，哪个生产队的副业一定会红红火火。我们生产队多项经营的副业主要有磨红芋淀粉，下粉丝，做凉粉。还磨豆腐。做粉丝在前面讲我母亲劳动一节已经讲过，这些副业我母亲只参与下细粉烧锅。做凉粉、做豆腐她都没有参与。做凉粉比较简单，就是用红芋粉面子做，把粉面子和成稀稀的浆糊，放到锅里烧开，再舀到盆里，冷却以后从盆里倒出来，就成为凉粉坨坨了。买多少切多少。做豆腐比较麻烦一些，要把黄豆泡发，放到石磨上磨，所以叫磨豆腐。泡胀的黄豆和着水一起磨，磨碎后用三角木架张开的大粗布兜子“幌”，把豆浆与豆渣分离开来。豆浆放到大锅里烧，烧开以后，豆浆可以直接喝的。街上买的豆浆应该是这种原生豆浆。如果是用豆粉炮制的，就差多了。烧开的豆浆可以做豆腐，我们生产队当时使用石膏粉“点”豆腐，即在烧开的豆浆里放适量的石膏粉或者石膏块炮制的石膏水。“一物降一物，石膏点豆腐”，一点不假，也非常神奇，放了石膏水的豆浆，搅着搅着就稠糊起来，成为“豆腐脑”，放到模具里的包单中，压挤出水份，就成为豆腐。可以制成老豆腐、嫩豆腐、豆腐皮。生产队做的凉粉、豆腐，不是分给社员吃的，都是为了出售的。夜里加工好，早上派社员挑着到周边村庄叫卖，一般不是现金交易，都是用红芋片子、黄豆换，以物易物。社员手头缺钱，现金交易不好卖。社员家里有现成的红芋干子、黄豆，想改善一下生活，拿现成的东西交换方便。这种交换生产队总会赚一点，十斤黄豆磨的豆腐总会换回十二斤黄豆，豆腐渣又喂了牲口，合算。实际上赚头也就是劳动力“报酬”。

我小叔换凉粉、换豆腐最在行，别人一担转悠一天不一定全部换得完，他大半天就换完了。一担一般一头一“蒎子”，“蒎子”就是用黍秸葶子（黍秸最顶端拔长的长出并支撑黍穗子的一段）做的盖饭锅的锅盖，我们不叫锅盖子，而叫锅“蒎子”。与铁锅口面一样圆圆的，平展展的，放豆腐放凉粉正合适。我们生产队磨豆腐多，做凉粉少，因为家家都有粉面子，农民自己动动手就能做凉粉，所有凉粉不好换。豆腐工艺复杂得多，农民自己家做不了，而且又比凉粉好吃，所以豆腐好换得多。社员承担换豆腐任务完全是自愿的，你得是“那块材料”，才换得出去豆腐。挑着豆腐到人家村口，进到巷道，就得厚着脸皮扯开嗓子不停地大喊“换豆腐，换豆腐，黄豆、绿豆、芝麻、蜀黍、红片子，什么都能换豆腐！换豆腐来，换豆腐，豆腐好吃来，换豆腐……”还得会算账，不同的粮食折算率是不一样的。比如，一斤黄豆二斤豆腐，二斤红芋干子一斤豆腐，一斤蜀黍一斤豆腐，麻烦着哪。生产队把豆腐过秤发给社员，只要求回头按照豆腐分量的比例上交给生产队黄豆或者红芋干子，你怎么换的换了多少，全不管。换回来多出的粮食或者红芋干子归换豆腐的社员个人，不足部分由社员补上。没有换出去的豆腐、凉粉社员也只有拿回家自己家人吃，因为豆腐凉粉都是“鲜货”，一天没有换出去，不赶快处理，就馊了不能吃了。生产队每两“蒎子”豆腐或者凉粉，记一天工分。这实际上是有点承包销售的意思。

我后来当民办老师，早上没有课的话，会为生产队换豆腐。我一个早上两“蒎子”豆腐或者凉粉或者一半豆腐一半凉粉，肯定换得出去。一是我嗓门大，进村就喊，喊得哪个角落都听得见。二是我公平交易，老少无欺，绝不“窝”人家的称（称农户粮食时以多报少），也不会缺斤短两（给农户称豆腐凉粉时以少报多）。我也知道，早上农户家出来换豆腐的一般都是留在家做饭的老人、妇女，有的人秤都不认得账都算不好，但如果黑心“窝”人家的秤，一是心里不安泰，二是如果遇到一个“茬子”，麻烦就大了。我太清楚了，女人中也有门儿清的人，她们计较起来比男人厉害。她们家里就有秤，回家一称，豆腐不够秤，差二两，必然回来嚷嚷，有这么一次被人揭了“短”，你下次别指望到这个村换豆腐了。算账也是，粮食多少、豆腐多少，都是要当场唱明的，你给三大妈少算了，三大妈不清爽或者大大咧咧，不在乎，但立在旁边等着换豆腐的四婶子听得清清爽爽，也算得清清楚楚，马上就会当面揭穿你的“小伎俩”，你不仅难堪，还会让更多人认为你不靠谱，不实诚，会不再换你的豆腐。换豆腐也算小生意吧，做生意，诚信第一。我还有一个优势，我在大队宣传队干了多年，哪个村都去演过戏，认识我的人太多，用现在的话说，也算得上我们那里的小明星，有很多粉丝。我挑着豆腐担子进村，一吆喝，就会有人主动过来打招呼，帮助喊人来换豆腐。我就会把称交给一位热心肠的人，请他称豆腐、称粮食。他们本村的人当然更相信本村人不会坑蒙拐骗，称粮食不会窝秤，称豆腐不会缺斤短两。两“蒎子”豆腐或者凉粉，一般一个村口一会功夫就换完了。说实在的，那时候人与人的关系还是很实在的。一是人熟，二是我嘴也甜，那一带牛头李我的辈分低，大爷二爷甚至老太爷地喊着，他们乐呵呵帮助我，大半个时辰，耽误了人家功夫，你要是送一块豆腐给他，他一定会按数给你黄豆或者红芋干子。都知道，给生产队换豆腐，少了分量得陪。他们不会让我陪的。完全交给他们村的人帮你称豆腐、称粮食，回到生产队过秤换回来的粮食或红芋干子，基本持平。所以尽可放心递交给本村人帮忙，不会出错。交易会更加容易更加快捷。现在回想起来，看来我还是有点做生意的天赋呢？一辈子没有经商，说不定是一种人才浪费呢！

我们生产队下粉丝，做凉粉，磨豆腐，对于改善大家的生活（家家都下粉丝），增加生产队收入，饲养耕牛，都有帮助。意想不到的是对于积肥，也贡献不小。弹粉面子，下细粉，磨豆腐，都会用大量的水，用过的水倒入大粪池，有利于沤粪。

文革兴起之后，农业学大寨，我们那里特别强调以种植业为主，但仍然允许生产队集体小打小闹的副业生产、多种经营。抓革命、促生产，前面已经讲过，农民的切身利益使他们感到“抓革命”是上面的事，是别人的事，“促生产”是自己的事。我们生产队磨豆腐、做凉粉、下细粉，文革期间一直坚持做，没有中断，还有所发展。生产队生产管理也基本照旧，更完善一些，更熟练一些，没有推行根据出身和政治表现评工记分的“政治工分”制。但是，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土地租佃自由、土地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在基层也有具体体现。“割资本主义尾巴”，更有影响。我们那里，严格了社员自留地，每人只留二分地，多余部分包括蔬菜地、饲料地，全部退还给生产队。对社员个人经营副业生产，有严格限制，不准脱离农业生产脱离集体劳动单独搞铁匠、木匠、泥瓦匠、篾匠、铜匠等小手工业，也不准搞货郎担子之类的流动贸易和“小本经营”的坐地商贩，更不准搞“投机倒把”的远途贩运，倒买倒卖。

农村集市贸易、自由市场依然存在，但是限制多了。一开始戴红袖箍的孩子们在集镇的各个入口设岗，盘查进入集镇的农民，不是盘查卖什么东西，也不盘查身份（那是还没有身份证），而是要求背诵“毛主席语录”，能背诵三条语录的放行，背诵不了的现场学习，什么时候学会了什么时候放行。挡住了许多想进集市不会背诵“语录”的“二货”（当时用语），也使一些人没有急需要做的买卖就懒得进集市“瞎逛”了。集市冷清了许多。我们生产队贫农出身的李鸿斯跟大家分享他的“经验”，他说每次被“红袖箍”拦住，他都说自己家是地主成分，人家就不让他背“语录”了，让他快滚进去。地主，不配背诵“语录”。那阵风刮过之后，查验背语录的“红袖箍”撤岗了，不知是忙更大的事没有功夫了，还是嫌每天查验、教导人背语录太辛苦了。但新设立管理市场的也是戴红袖箍的人，只准卖禽、蛋、蔬菜，凡是粮油棉一类农产品，在当地公粮统购任务没有完成之前，严禁上市交易。但是，这也只严管了一阵子，一阵风过后，一切照旧。

5.买化肥。

我回乡务农以后，做过很多“工作”。最早让我当“收草员”，暮春、夏季、早秋，田间地头，路边河岸，会长满各种青草。田地里青草也是锄不尽拔不完。牛喜欢吃青草，牛吃青菜也长膘。田地里拔了青草也有利于庄稼生长。因此，生产队鼓励孩子们拔草，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孩子拔草，按草的重量给工分。每个孩子把割回来的青草，在濠里淘洗干净，送到饲养室，由我负责给他们称分量，发工分。青草工分是专门的一种，但与劳动工分等值。

公社要培养农村卫生员，生产队派我去，我参加了东城人民公社卫生员集中培训三个月。学习皮下和肌肉注射，学习简单的包扎，还请中医给我讲了“望闻问切”，要求强记硬背一些汤头歌和民间验方、偏方。还学扎针灸，每人发了一包银针。作为香椿园西头三个生产队的卫生员，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参与消灭疟疾的活动。每天按时把奎宁发到每一个人手上，看着他们把药吞下去。给适龄青年打过什么“防疫针”（当时就是这么叫的），给适龄孩子种过牛痘疫苗。但过了那阵风，就没有人再关照我们做什么了。没有从卫生员进化到赤脚医生。

当过生产队积肥员，也是到公社专门培训了几天。做三合一随后做四合一肥料。改变原来在大粪池里沤肥的传统习惯，把人粪、牛粪猪粪狗粪、河里面长的杂草或者地里长的杂草（称作绿肥），烧柴做饭留下来的灰烬（我们称作“锅灰”），干土，按一定比例掺合在一起，翻过来倒过去掺合均匀，立即把它们堆成土岭状，拍打实落，外面泥一层泥封，让堆积起来混合肥料发热，闷死虫卵、细菌，增加肥料的肥力。我当技术员，带几个人组成积肥小组，每天就专门做这种事情。把一大片空宅基地做出了一岭一岭的四合一肥料。这种方法坚持了两三年，上面不来检查了，慢慢的各生产队也不做了，又恢复传统的大池沤粪的老法子。

做的时间最长的是记工员，前面已经讲过了。各种农活都学会了，干活也像我母亲的样子，肯卖力气，也能够挣到全男劳动力的工分了，每天挣的工分比我母亲多了。

后来，先参加东城公社组织的宣传队，到各个村庄演小歌舞、快板、小戏剧之类的节目。大半年后公社宣传队解散，又参加高堂大队宣传活动。高堂大队是几个大队合并而成的五千多口人的大大队。行政区划调整，东城公社撤销，我们划归永兴人民公社。公社抽调我参加公社组织的专题批判队，在全县范围内巡回批判“反动会道门头子”（这是当时定的“罪名”）蒋友臣。蒋友臣是河南人，来到皖西北地区活动，他自称自己日后要当皇帝，要在阜阳建立中京城为首都，中京都城规模东到蒙城西到坡（界首县），南到沙河（颍上县）北到涡（涡阳县）。吹得神乎其神，一听就知道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是，农村竟然有人信他，有人专门护卫他，一个村接一个村的有人接送他去讲道，不少人跪在他面前讨封，还有人为女儿讨封，他在我们那一带封了正宫娘娘、西宫娘娘和一些妃子。蒋友臣“皇帝梦”败露后，组织批判队巡回批判他，以肃清流毒。

批判队活动几个月下来，认识了公社很多领导，有的领导跟我成为忘年交。那时候公社干部事实上是分派的，我政治上不敏感，用术语就是不成熟，用正面词“夸”就说是“性情中人”，自我解嘲就是“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走出奶奶妈妈的视野高度，没有人教我怎么做人。不靠自己琢磨和感悟又能靠什么呢？不圆滑，不世故，跟着感觉走，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不巴结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巴结人。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这倒是小时候奶奶挂在嘴边叮嘱我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但是感恩报恩，恐怕是大部人的本色属性。常言说，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以德报德的人十之八九，即便没有“超值”或者对等回报，最起码心中的某个角落，还是会记住对自己有恩的人的“好”。但是，以怨报怨，恐怕也就十之一二吧？一是没有能力“报复”，对方给你使坏让你恨得牙痒痒，但报复对方却无能为力，有深深的“无力感”，更重要的是三秒钟后会有另一种感觉：嗨，跟对方计较，不值得。跟对方“一般见识”，岂不让自己也矮了三分。二是有钝挫感（对挫折反应迟钝）的人，看似大大咧咧没心没肺，其实是大智若愚，会增添抗击打力，会扩展心胸，会长寿。至于以德报怨，那是高境界；以直报怨，那是高要求。而以怨报德，不是情有可原缘、事有所迫，那是大恶，人世间这种大恶也不多吧？当然，情有可缘、事有所迫的以怨报德，也是恶，也不可取，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客观环境”和“不得而已”，自己主观上的恶念及避险和求福的欲望，绝不是应该肯定的好东西。至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那是劝善说教的“安魂曲”，不可全信。但是，你千万不能不信。善与行善的美好感应，恶与作恶的内心膈应，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这与人的心态、心理感应甚至寿命，休戚相关。

我一个初出茅屋的“毛蛋孩子”（别人告诉我，当时我们公社书记叫不上我的名字，背后向别人推荐我时说的是“高堂的那个‘小鸡巴籽籽’，批判队哇啦哇啦很能说的那个”），不清楚公社干部之间的瓜葛和派系，哪个领导屋里我都去，你不烦我还去，你不耐烦我就少去。感觉所有领导都和蔼可亲，对我都蛮好，我就厚着脸皮请他们对我们生产队给予关照，批给我们生产队一些化肥。当时开始重视使用化肥，化肥，就是农作物的“兴奋剂”，土地施用化肥后庄稼长得特别好。县里建立化肥厂，但化肥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不能够敞开供应，凭计划供应，一个生产队只供应一点化肥，施肥就跟撒胡椒面似的，提高不了多少肥力。当时的化肥本地产的是碳酸氢铵，比较便宜。外地产品有其他化肥，特别是进口的日本产尿素，肥力特别高。我找不同的领导，每个领导给我们批一点指标，特别是公社政工组长“闫叔”，没少给我们批化肥。我们生产队、自留地的庄稼的生长有了大飞跃。小麦亩产从一百多斤，跃升到三百多斤，最好地块能够达到五百斤。人们可以经常性吃好面膜了，每到麦收季节打完场分麦子的时候，大人孩子都喜笑颜开。当然，也有吃苦头的地方，我母亲告诉我，割麦的时候，队里大姑娘小媳妇都叫着我的小名骂呢，骂我从哪里搞那许多化肥，让麦子长得一耧谷腿挨着一耧谷腿，密密麻麻，太难割了，太累人了。过去割一亩地的麦子，也没有现在割一分地的麦子吃力。过去磨一次镰刀，可以割半天麦子没有问题。现在到地里割麦子，得带上三把磨好的镰刀，才能坚持半天。现在乡亲们收割麦子已经使用农机户提供服务的收割机了，当时都是人工镰刀割麦子，麦子长得太“凶”，隔麦子真的更加累人。没办法，这个世上，收获总是跟付出的劳动成正比嘛。

后来，我又参加过县税务局组织的对我们当地农民抗税事件主要当事人的巡回批判。高堂西南不远有个范庄，范庄许多村民都做木工活，给四乡八邻农民做木制家具，也买农民的树木，做家具出售。税务部门的税收人员到范庄收税时因税额多寡与范庄人发生纷争，并由争吵发展到推搡。公安抓了人，由于事态并不严重，也够不上判刑。为严肃“法纪”，向群众宣传“纳税光荣、抗税可耻”（当时的语言），县税务局组织批判队，对一位据说是抗税事件的“主凶”进行巡回批判。把我也招到这个批判队，在全县大部分公社巡回批判，组织群众参加批判会以使其“接受教育”。

高堂设立公社后，我又参加一次巡回批判。批判对象是与我们村村挨着村的张板桥铁匠张学修，人称二铁匠。有一个小青年偷窃一个生产队的铁农具被抓，他交代还偷过其他生产队的铁农具，他偷铁农具并不是自己使用，是卖给二铁匠张学修作打铁的原材料了。当时给张学修判定的“罪名”是：教唆诱惑青年偷窃集体铁农具，破坏农业生产。由于数量不多，不好判刑，组织对其批判，警示大众。

我先后参加上述三次巡回批判队，这是我文革的污点。法治社会，不管是谁，犯了什么法，按法律处置，该杀杀该判刑判刑，组织巡回批判，公开示众，让被批判者站到台子上，胸前挂着牌子，低头认罪状态，我们批判队成员也在台上站成一排，轮番上前一步，数落批判对象的“罪责”。尽管所说是事前专门有人写好的“批判稿”，我们只是鹦鹉学舌，但毕竟是出自我们的口，而且后两次批判稿我也参与写了。虽然没有动手打过批判对象，但口也能伤人。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践踏批判对象的人权，无视批判对象的尊严，给批判对象造成身体的心灵的伤害，给社会大众施加某些压力。比如，批判做皇帝梦的蒋友臣时，还让他封的娘娘、国舅也上台亮相，并让所谓的娘娘一位二十岁不到的姑娘“当众揭发”蒋友臣是如何欺骗她“侮辱”她的。当时，我们脑子里就没有人权这个词汇，也不知道何谓人的尊严。我觉得我不仅应该向当年的批判对象真诚道歉，还应该向陪斗并作为“污点证人”现场揭发的人道歉。

6.生活样态。

吃得饱了，也逐渐吃得好了，那到底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生活样态呢？首先应该看到，发展极不平衡，有穷队有富队，穷队富队之间的差距还是蛮大的。有好一些的农户也有差一些的农户，其差距也是蛮大的。

我们生产队是我们那里比较好的生产队，生产队长换成李鸿志，他在南京当过工人，疏解城市人口压力时回来的。他很有干劲，一心想把我们队搞好。他当队长时不断地催促我想方设法多给我们生产队买化肥。在他领导下，我们生产队购买了手扶拖拉机，买了“大牲口”大骡子和大马，他对手扶拖拉机和大牲口的向往可以用梦寐以求来形容，买了大牲口后他每天都去饲养棚看看，给大牲口加料。买了手扶拖拉机一开始他自己开，不管多累也不让别人上手，怕别人“摆弄”坏了。我们队家家户户分的粮食囤满窝满，他有很大功劳。当然，大家劳动强度和劳累程度比起过去确实是“更上一层楼”。

我们邻村有个生产队，出了名的老大难。所有的男人都当过队长，都当不好。后来明白了，他们有默契，队长一般选择在小麦快要开镰收割的时候辞职，或者不辞而别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小麦收割之后要上交公粮，没有生产队长了，没有人负责送公粮了，生产队的粮食除了留的种子外已经分光了，大队干部又不能一户一户催公粮，你也不知道每户应该交多少公粮。农时催人急，眼睁睁等着要安排下一季农作物种植和管理，大队还得给生产队重新选举队长。几年下来，生产队没有交一粒粮食的公粮和统购任务，看似占了很大便宜，但走马灯一样的换队长，影响农业生产，生产队搞得越来越差，社员又不够吃，依靠吃国家救济粮了。再后来，他们队直接把土地分到户，每户按照分得的土地数量分摊公粮和统购任务，分摊大队和公社的“提留”和“统筹”。大队干部明明知道他们“分田单干”了，但都睁只眼闭只眼，装作视而不见。因为这么一个麻烦不断的生产队，土地分到户“麻烦”反倒没有了，家家户户反倒把地种好了，上交国家的、大队的、公社的“任务”也都能完成了。何必再去计较走什么道路，自找麻烦，让他们再回复到令人头疼的状态呢。我那时已经当民办教师，我记忆中，民办教师由大队统筹分配到各个生产队调点粮食柴草。在此之前，民办教师最怕自己应调上来的粮柴分到他们生产队，因为分到他们生产队，什么也要不到。找不到队长，谁给你呢？在这之后，大家都希望分到他们生产队，他们把“任务”落实到户。不仅给的爽快，而且给好粮食，给干透了的柴草。他们的做法，其实就是后来小岗村推行的“大包干”，比小岗村时间早，我记得当时还是文革时期，这个队就分田到户了。我想，中国这么大，例外总会有的，全国绝对不会只有这么一个生产队，肯定还会有，只是没有披露罢了。凡是搞得一团糟的生产队，社员最愿意一竿子到底包到户，包到户后也立竿见影马上就会好起来。

再者，还应该看到，农民吃饱饭了，但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没有钱花，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我记得很清楚，年我回乡的第一年，到了大年三十，我还没有弄到钱办年货。没有办法，只好向我小叔借了两块钱，我急急忙忙跑到高堂街上买了一斤肉（五毛多钱）、几个辣萝卜、几个蔓箐、一棵大白菜、一张贴春联用的红纸、一瓶墨汁（给别人写春联用），还没有忘记买了两刀给先辈上坟用的“火纸”。就这，我们一家三口人，就把年过去了。

此后，每年养一头猪，如果运气好，中途猪没有生猪瘟死去，到年底能卖六七十块钱。那时猪肉五毛钱一斤，毛猪也就三毛多钱一斤。但一般家庭只敢养一头猪，猪能吃，而且还要吃粮食，多了养不起。养一只山羊，到年底能卖一二十块钱。山羊好，病死的情况很少发生。我跟我小叔学会编芦席，起早贪黑，三天编一领芦席，大概能赚两三毛钱。我们村西头有几个人在冬天农闲时做“花剌团子”，挑着担子走乡串户的卖。就是用爆米花，拌点糖稀，加工成半个乒乓球大小的米花团子，用针线把十个穿成一串，下面穿个红的或者绿的纸条，所以叫“花剌团子”。在食品花样匮乏的年代，这种东西很招孩子们喜爱。米花不是用大米做的，我们那里不种水稻，没有大米。有小米，有的就是用菜籽，菜籽尤其是苋菜籽爆米花机里一爆，非常好用卖相也非常好。卖花剌团子成本不高，工艺简单，有些赚头。我跃跃欲试，几次想“下海”，最终还是没做。

三年困难之后，为度过灾难，扩大自留地，允许农民农副产品自由出售，城乡结合部兴起一些农贸市场。农村集镇、农贸市场农民出售农副产品完全是市场调节，市场价格。当时为缓解城镇供应紧张，精简城镇人口下乡，当年农村包围城市农民已经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此时城市人口下乡在同一片土地上刨食吃，实际上是与农民争食，农民忍辱负重地承担下来，敞开胸怀接纳城市疏减的人口，再次为国家分担困难，为建设做贡献。城镇一切都实行票证供应制。主食、菜蔬、肉、蛋都凭票购买，尽管价格不高，但限定数量。农贸市场的开放，城镇人可以购买农民出售的农副产品，改善生活，城镇人很欢迎农贸市场。但是，农贸市场市场价格远远高于计划供应物品的计划价格，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做“七级八级工，不如农民两垄葱”。从一个侧面说，这也是能够顺利精简城镇人口的原因之一。不过，像我们远离城市的乡村，没有条件把自己的农副产品拿到城市边边上去卖，没有体会到“两垄葱”的市场价值。体会到的是工业品下乡，供销社出售的有平价商品也有了议价商品。其背景是，开放农贸市场，农民市场价出售农副产品，农民手中“有了钱”后产生“负效应”怎么办？用陈云的话说，农民手中有了钱，如果无处花钱，就会惜售，不再踊跃出售农副产品，而留作自己享用。必须想办法回笼货币，“挖瘪”农民的荷包，让农民能够花钱，需要花钱，手中又没有钱，他才能出售自己的农副产品，满足城市需要。方法是组织工业品下乡。

本来，农民大部分工业品都是定量供应。农民定量发布票，不仅仅买布要布票，买衣服、毛巾、袜子也要布票。发的布票也太少，我记忆中有一年我们安徽省每人每年才发二尺六寸布票。一个成年人做个大裤衩子，还要三尺布呢！当然，如果是姚明，那是不够的。当然，有布票，买布买衣服，都是比较便宜的。记得当时一户一个月一盒火柴票，煤油票也不多。煤油票少煤油不够用，许多人家天一黑就睡觉，不点灯少点灯。这恐怕也是那几年农村人口爆发式增长的原因之一吧？如果家中有孩子老人，夜里需要点灯，有的人家把柜底藏的当年点青油灯的灯碗灯台翻找出来，用棉籽油甚至豆油照明。火柴每户每月一盒，家中有抽烟的肯定不够用，有人把最古老的燧石打火的方法又捡拾起来了，一小块燧石，用一个小钢板片在上面叭叭地打，打出火星昝在纸媒子上，引燃纸媒子，再对着纸媒子抽烟。纸媒子就是普通“和纸”（草纸，农村给亡灵烧纸钱也是这种纸）卷成的纸卷。我的邻居李鸿飞，抽烟，就是打火点燃纸媒子。他老婆解放娘，每次做饭，都先看看左邻右舍谁家烟囱先冒烟，拿个火靶子到人家引火。至于没有布票衣服不够穿，人们又开始了纺纱织布。我母亲是织布能手，一天能织“一条子”（一丈二尺），布也织得瓷实。我小叔家（小婶不会织布）、前头三爷家（三奶不会织布）、后老家我大表姐家、范瓦房我三姨家，都是由我母亲帮他们织布。还有一些邻居，我母亲也帮过忙。

政府组织工业品下乡，对农村市场供应布匹、衣服、鞋袜、毛巾、雨伞、胶鞋、热水瓶等日用品，凡本来收票的，不用票也可以购买。但是，价格实行双轨制，凭票购买的计划价格，叫做“平价”，便宜。不用票证购买的，叫做“议价”，要贵得多。比如我记忆很深的平布，平价三毛钱一尺，议价三块钱一尺。买不买？像胶靴、胶鞋、热水瓶，自己不能生产的，肯定买。这些东西一般不要票，但过去没有供应，现在有货源了，销量很大。至于布匹、衣服、袜子、毛巾等一直凭票购买的，由于发的票不够用，现在议价可以不受限制的购买，但确实太贵了，太需要的家庭（自己不会织布的、要结婚的、到了年节等）咬着牙也还是得买，能够自己生产的，仍然坚持自己生产。那时穿粗布衣服（现在称作“土布”）不是为了复古、时髦或者新鲜感，而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不管怎么说，工业品下乡，活跃了农村市场，丰富了农民市场供应，家家户户或多或少都比过去多购买了日用品，生活有所改善和提高。但是，农民花钱多了，更觉得钱紧，更需要多挣钱，生产农副产品尤其是卖农副产品的积极性更高。

看看我们家，最艰苦的日子一天天远去，对美好日子的憧憬也更为真切。年，在我的坚持下，把我们家的三间倒座子屋翻盖成三间朝南开门的堂屋。虽然仍然是土墙草顶的所谓“茅草房”，但毕竟是新房，而且门窗向阳，舒服多了。利用原来的房梁和檩子、插手、窗子，只新做了一副双扇房门，因为原来的房门给我白爷做棺材了。请一些会盖房子的亲戚和近门的人帮助盖，只管饭不付工钱。盖好以后大约花了二百多元。这已经是了不起的大工程了，好像是三年困难以后我们村西头第一家盖新房的。盖房子的工序是：先不拆我们的倒座子房屋，在原房子门前插好新房子边界，因为把我们家的倒座子屋和我弯奶小叔小婶他们家（小叔已经结婚）住的堂屋的宅基地一分为二，我的新房地基刚好在老房子门前，暂不需要拆掉老房子。插好地界画好线之后，砸地基，借生产队石磙子做夯石，把它绑架起来，几人喊着号子，架起夯下，架起夯下，把地基夯砸实。不知是地基坚实的缘故还是石磙子有旧伤，竟然把生产队石磙子给夯成两半，赔偿一个新石磙子。地基夯实后，用麦草与生土和成的泥巴摔垒一层墙。泥巴摔累起来的土墙外表面凸凸凹凹不平整，稍微风干几天后用铲刀把土墙内外表面铲平。待第一层墙干以后，再用相同的方法接第二层。在此期间，一定要防雨，扎很多防雨的草笆子，遇到下雨盖在墙上，晴天再揭下来，土墙需要晒干。待第二层土墙也干了，要在外面空地上脱土坯，土坯干了以后运到建房现场。两层泥巴垒的墙上面还要加的前后墙及两座屋山的上端部分，全部使用土坯。决定工程最后阶段施工不仅要选“好日子”，还要选好天气。必须判定几天内无雨。在此之前，因为要用老房子的木料，把老房子拆掉，我们先住到小叔他们家。土坯完全垒好后，上房梁、安装插手，架檩子（家乡叫“檩条”）。然后绑托底的竹竿（没有竹竿会用向日葵竿），再扎黍秸房笆，塌一层泥巴，缮草。新房落成。翻盖新房主要靠我张罗，我也忙前忙后出了大力。白奶和母亲感觉我真的长大了，中用了，撑事了，能够为她们“遮风避雨”了（这是白奶的原话），很开心。对此，白奶逢人就夸赞，别人也会跟着“喝彩”、附和，至少来一句：是呀，占才能耐了，你们也没有白操（心）。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总是在一旁笑而无语。

白奶和两个孩子身后就是我们家盖的房子

白奶、母亲一直在请人给我说媳妇。有热心人帮我提亲几家，都没有成功，最后一个热心给我介绍对象的人家把自家女儿介绍给我。只见过两次面，每次说话不超过十句。她比我小一岁，我们那里风俗，男二十不娶，女二十不嫁，说的是虚岁。年我22岁，她21岁，可以结婚。请人算命，旧历二月份、十月份各有两个日子为结婚吉日。我主张十月份，因为结婚总得待几桌客人，二月份正是春荒季节，家里粮食都没有了，没有办法待客。我白奶、我母亲一致坚持二月份，理由是二月份媳妇进门全年的粮食都能分得到，旧历十月份什么东西都分光了，再进门饭都不够吃。二月结婚没有粮食可以先向亲戚借，以后分了粮食再还。我的意见被否决，我一直都后悔自己不能为自己的婚期做主。当年夏天，大概六七月份，大学首次恢复招收新生，不用考试，推荐工农兵入学。我们永兴大公社好像有四个指标，公社推荐了我，考察阶段才知道我已经结婚。原则上招收未婚青年，已婚青年必须有突出贡献者才可以。我哪里有突出贡献呢？因此落选，成为心中的一个痛点。另一个更大的痛点是第一次婚姻是一次失败的婚姻，除了留下一女一子两个孩子以外，可以用伤痕累累来形容。不幸的婚姻，会给多人给几代带来伤痛。以后有时间有心情我会写写我一生曾经经历的女人。

我大学没有上成，公社准备新建一个磷肥厂，招我当磷肥厂技术员。记得那是年，公社先抽调几个人到和县采购磷矿石，其中就有我。我在和县乌江镇住了大半年，负责在乌江边码头接收从矿区运过来的磷矿石。乌江，就是当年项羽最后时光的地方，那时没有旅游意识，住了大半年，也没有去看看霸王遗迹。后来，公社磷肥厂没有办成，采购的磷矿石运到铜陵磷肥厂换回一批磷肥运回我们公社，分配卖给各生产队使用。这大半年，生产队不再发我工分，由公社磷肥厂筹备处发给我临时工资，出差另有差旅补助。我用积蓄给家里买了一部缝纫机，一个架子车。我还学会了使用缝纫机，学会做普通服装。给生产队的人做服装，他们给工分作为报酬。架子车拉粪拉庄稼拉粮食，方便多了。白奶、母亲对我“顾家”，非常满意。

磷肥厂没有办成，我这个所谓的技术员一点技术也没有学到。公社领导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出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职业：当老师。在公社领导的过问下，年初，高堂大队聘请我当民办教师。一开始在张板桥小学教书，就我一个老师，大概有二十几个学生，语文算术我一人教。第二年有了二年级，复式班，还是我一个人教，随后又聘用了一个民办教师。然后我被调到高堂学校，高堂学校是小学戴帽，办了初中。我到高堂学校先教三年级算术，第二年开始教初中语文，先教初一，后一直教初三。还兼班主任。我一个初中毕业生，教初三语文，不是我有能力，而是农村太缺老师了。民办教师，记得国家每个季度补助10元钱，大队在统筹中分配一些粮食、柴草，分夏秋两季调配到生产队领取。即一个民办老师分到几个生产队领取。大队会一次性发一些现金。比起纯粹务农，年收入高一些。但是，“世面”大了，吃喜酒、送葬以及年节互相请客吃饭等人情往来，要多很多。

.02.8.2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