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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以超乎想象的方式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病原微生物以难以置信的方式干预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长久以来，微生物在人类的历史中扮演着自己独特的角色，偶尔以瘟疫的姿态出现，横扫数个城市、影响几个王朝；偶尔低调地潜伏在历史的阴影中，在王朝覆灭、亡族灭种的大事件里充当不可察觉的“幕后黑手”。

微生物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记录的最早年代，是在古巴比伦王国流传的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在记载史前大洪水之前，已经描述了其他的一连串灾难，其中就包括神的天谴（瘟疫）。晚些时候出现的《圣经》之中，也有相当多关于瘟疫的描述。

要确定哪一个病原体领导了第一场影响人类进程的流行病是非常困难的，根据享誉全球的美国世界历史学家威廉·哈迪·麦克尼尔的研究，大约在公元前年左右开始，亚洲和欧洲的病原体就开始影响到文明的发展进程。

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帝国处于它的鼎盛时期，这是个拥有便利的海上交通、得以汇聚四方精神文明成果从而产生出辉煌的希腊文明的伟大国度。公元前年，雅典与另一个古希腊强国斯巴达酣战不休，正占据着有利的战场形势，完全没有意识到灾难正悄悄降临到它的上空。

这场改变了雅典历史的灾难起始于埃塞俄比亚，从那里，一种未知的疾病传到埃及，再由船只经过地中海传到了港口比雷埃夫斯和雅典。病魔只肆虐了很短的时间，但它杀死了大约1/4的雅典陆军，至少有1/3的雅典人口死亡，更可怕的是，灾难还摧毁了人们的精神。敬神和不敬神的人、遵守法律和违背法律的人同样都会死去，对死亡的恐惧使得人们失去了自己以往的信仰和道德标准。

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记载，以往最稳重、备受尊敬的公民也终日沉湎于暴食、酗酒和淫乱之中……至今我们都不知道罪魁祸首是哪种微生物，A组β型溶血性链球菌、立克次体、天花病毒、麻疹病毒甚至梅毒螺旋体等等都成了怀疑的对象，我们只知道，这场流行病沉重的打击了雅典帝国，公元前年，雅典最终败给了斯巴达，不复强盛，这一切成为了西方文明史的“转折点”。

作为希腊文明的继承者，罗马帝国在公元—年间也遭受了流行病的侵袭，这次被称作安东尼时期黑死病的疾病流行造成了感染区内1/4~1/3人口死亡，为罗马帝国的灭亡拉开了序幕。但这并不是黑死病最为闻名的“演出”，真正使得它在人类世界“功成名就”的是它在欧洲的流行。

—年间流行的黑死病是欧洲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流行病，也是中世纪医学史上最大的灾难。黑死病也叫作淋巴腺鼠疫综合征，是耶尔森氏鼠疫杆菌藏身于黑鼠皮毛内的跳蚤上而引起的以“鼠-蚤-人”模式传播的疾病。因为患者先会出现淋巴结溃烂，而后引起肺部病变，到了后期整个人因为缺氧而变黑，到死亡时多会整个人呈黑色，故而得名黑死病。黑死病的流行给欧洲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街道上常常空无一人，大片的城镇乡村陷入荒芜。

在很多地方，尸体经年累月地停放着，因为附近的所有人都死掉了。世界沉浸在可怕的寂静之中，医生和神父都束手无策……—年，黑死病的一次爆发使欧洲人口减少了1/4，—年，欧洲的人均寿命从原本就已很短的30岁缩短至20岁。

很多人相信黑死病代表着《旧约》里的末日审判，赎罪情结导致人们开始成群结队的鞭笞自己，也有人积极地寻找真正的“罪犯”，贵族、残疾人、犹太人都受到怀疑，很多犹太人被杀害，社会陷入了疯狂的自虐和虐他行为之中。许多有修为的神父在黑死病中死去了，继任者在一片混乱中匆忙地选出，名不副实，宗教再也没能保有原本的威信和势力。

穷人对富人的仇恨借着对疾病的恐惧爆发出来，区域性的暴动和对民宅的掠夺继续冲击着脆弱的社会结构。大量的人口死亡、劳动力分布不均，改变了劳动者的存在形式，农奴从此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的劳动者……黑死病只是麻风病、结核病等众多流行病的代表之一，它们对欧洲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深地动摇了中世纪的西方文明。

美洲人的祖先是在冰河期晚期从亚洲徒步穿过大陆桥到达美洲的，后来随着气候的变化，海水水位上升，美洲便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这片新大陆没有出现像亚欧大陆那样的复杂农耕文明，出现稠密人口的时间也晚于旧大陆，没有像旧大陆那样产生诸多的城市流行病。加之新大陆的居民驯化饲养的动物很少，使得以源于动物的疾病也出奇得少，可以说，美洲人抵抗力非常弱。当久经瘟疫“洗礼”的欧洲人踏上这块大陆时，和他们一起到来的病原微生物便悄无声息地发挥了惊人的作用。

年，西班牙人试图征服阿兹特克帝国，尽管入侵者拥有火枪，阿兹特克人还是凭借人数众多和顽强的巷战抵御了西班牙人的攻势。形势在年发生了改变。这一年，天花病毒随着一个受感染的奴隶来到了墨西哥。

不久，天花的流行就杀死了阿兹特克近一半的人口，其中包括奎特拉瓦克皇帝。阿兹特克人无法理解为什么这种可怕的疾病不会伤害西班牙人，军队士气低落，幸存者也陷入惊恐之中。可以说，天花病毒替西班牙人打了一场“生物战”。这种情况在西班牙人入侵印加帝国时得到重演，天花病毒杀死了印加帝国国王和他的指定继承人，剩下的两个王子开始内战，帝国分崩离析、摇摇欲坠，西班牙人便坐收了渔翁之利。

曾经如此肆虐无忌的天花病毒最终败给了免疫接种。牛痘的接种使得天花病毒无法再伤害人类，年，它在全球的疾病谱中绝迹。

如此巨大的胜利催生了更高的企求，20世纪下半期，专家们提出这样一个当时看来相当可行的目标——把威胁人类的传染病从地球上清除出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是人类对天花病毒作战胜利后短暂欢愉中的一个幻想。麦克尼尔略带悲剧色彩的言论恰好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精准答案：“我们越是取得胜利，越是把传染病赶到人类经验的边缘，就越是为灾难性的传染病扫清了道路。我们永远难以逃脱生态系统的局限。不管我们高兴与否，我们都处在食物链之中，吃也被吃。"

看看如今的世界，针对细菌的抗菌素催生了耐药菌的产生，以多重耐药结核菌为代表的微生物向我们展示了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诸多耐药菌医院，面对细菌、支原体、衣原体、真菌，我们研制更强大的杀菌武器的同时也培养了更强大的敌人。

在病毒的领域，—年那场流行全球的大流感的惨痛记忆还未完全消除，新的病毒便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人类的视野中，尼帕病毒、裂谷热病毒、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拉沙热病毒、各种亚型的流感病毒……疫苗的研发速度常常赶不上病毒的变异速度，更不必提很多病毒导致的疾病都超出了现代医学的治疗能力。

更可怕的是，病毒对人类宿主的适应能力是匪夷所思的，它能高频率地发生基因突变，甚至能与另一种病毒进行基因重组，试想一下，若是一种高致命性的病毒和一种高传染性的病毒在某个宿主体内相遇了，意外地产生了兼具二者特点的能广泛传播又致命的病毒，当这种病毒伴随着一个个宿主的脚步穿梭于全球的飞机场、火车站之中的时候，这会不会成为人类最可怕的梦魇？

(张大庆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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