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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党史中的

１月２日－２０日　华东解放军举行鲁南战役，在鲁南峄县、枣庄地区歼敌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共五万三千余人。 　　２月１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中国时局已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前夜。会议讨论并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出人民解放军作战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由于美蒋反动派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统治的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这里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和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全党同志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指示强调指出：“为着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为此，在军事建设方面，必须用一切努力加强炮兵和工兵的建设；在巩固解放区方面，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厉行节约，特别是要在三分之一尚未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地区，继续执行《五四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 　　２０日－２３日　华东野战军进行莱芜战役，歼敌五万六千余人，连同南线及胶济路东段的作战，共歼敌七个整旅共七万六千余人。 　　２７日、２８日　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全部撤回，宣告国共谈判的完全破裂。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指示国统区党组织“应扩大宣传，避免碰硬，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乱、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 　　２８日　台湾人民发动反抗国民党政府暴政的武装起义。３月８日，从大陆赶来的国民党援军在基隆登陆，随即进行血腥镇压，在二十多天中有三万多人被屠杀。起义虽然因而失败了，但它显示了台湾人民英勇的革命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 　　从１９４６年７月至本月，人民解放军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共歼敌七十一万人，敌虽占我一百零五座城市，但使其用于守备的兵力大增，用于进攻的机动兵力锐减，敌之全面进攻被迫停止。 　　３月８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多次指示，要趁国民党统治区后方兵力空虚、征兵征粮使民不聊生、群众斗争情绪普遍增高的有利时机，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有步骤地发动与组织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经过各地党组织的努力，在闽粤赣边区、湘粤赣边区、海南岛、粤桂边区、桂滇黔边区、云南南部、皖浙赣边区和浙南、浙东、浙西、闽浙赣边区等地，恢复、发展了游击战争，建立了根据地，起了破坏敌人的后方、配合我军正面战场作战的作用。 　　１３日　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大军二十五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解放区。这是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的开始。１８日和１９日，中共中央机关和边区部队主动撤出延安，开始转战陕北，以便拖住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为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举行战略反攻创造有利条件。 　　２３日－５月２５日　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在联结陕北、山东战场的枢纽地带豫北举行反攻，歼敌四万五千余人。 　　２５日－５月４日　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指挥下，与十倍于己之敌进行周旋，使其陷于疲劳和缺粮的困境中，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共歼敌一万四千余人，奠定了粉碎胡宗南进攻的基础。 　　２９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其他两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9日，中央在陕北横山县和靖边县交界处的青阳岔镇发出通知说：“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

（延安保卫战打响）

　　４月４日－５月１１日　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在晋南举行反攻，歼敌一万四千余人，收复县城二十余座，彻底粉碎了胡宗南、阎锡山两部的联防体系。 　　８日－５月４日　晋察冀军区主力在正太路举行反攻，歼敌三万五千余人，孤立了石家庄之敌，打通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的联系。 　　１１日　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大部分机关转移到晋西北的临县地区，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 　　２９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城市工作部工作方针及各地城市工作部工作办法的指示，规定中央城工部的任务是在中央领导下，研讨与经管党在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负责训练这方面的干部；还规定各解放区的中央局、分局和有关区党委均设城工部，并明确其工作范围和办法。５月６日，中央又发出关于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的通知，以上海局管辖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与平、津、青岛、台湾，香港分局管辖华南及南洋各地，上海局并于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 　　４月中央召开华北财经工作会议，提出今后要逐步达到各解放区财经工作进一步的统一，并成立了华北财经办事处，负责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区财经关系的工作。 　　５月１日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正式成立，乌兰夫当选为自治区政府主席。这是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区域自治运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１９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合复电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祝贺我国建立了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民族自治区。为了加强对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党的内蒙古工作委员会于７月９日宣告成立。 　　１３日－１６日　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蒙阴孟良崮山区全歼敌人自诩为“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共三万二千余人。 　　２０日　国民党当局对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学生采取暴力手段，在南京、天津造成血案。这一天参加游行的有：京、沪、苏、杭十六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五千多人，天津四所大专学校学生一千多人，北平十二所大专学校、六所中学学生一万五千人。自本年初以来，国民党统治区由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各地罢课、罢教、罢工风起云涌，抢米风潮此起彼伏。２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发出《在白区对国民党的对策》的指示，提出“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５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管区群众斗争方针的指示》，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将直进与迂回，集中与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等手段相结合，在向蒋介石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斗争中，适当地提出实行民主自由，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等口号。在正确方针指引下，以五二○运动为高潮，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扩大到国民党区六十多个大中城市，形成了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斗争这两条战线上的胜利，使蒋介石政府处于全民的包围之中。 　　６月３０日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2万余人，对敌军从山东到陕北大哑铃形阵势实行中央突破，在鲁西南张秋镇至临濮集间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的序幕。这时，还没有完全粉碎敌军重点进攻，我军在兵员数量和装备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实行战略进攻，这是中共中央充分估计了影响战争的各方面的条件而采取的一个英明的决策。刘邓大军渡河后随即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九个半旅，共六万余人；接着向南实行无后方的千里跃进，8月底到达大别山地区。

（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

　　７月１７日－９月１３日　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和总结。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１０月１０日，由中共中央公布实行。土地法大纲规定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为保证土改的彻底进行和纯洁党的队伍，提高党的战斗力，会议还决定结合土改普遍整顿党的组织。 　　２１日－２３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举行扩大会议。在会前，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分别同西北野战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的领导人，研究和确定第四纵队由原定西渡黄河来陕北改为渡河南下出豫西，协助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略中原。由于第四纵队对西北野战军由直接支援改为战略配合，会议作出加强西北战场的措施。周恩来在会上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１９４６年７月至１９４７年６月）歼敌万的伟大战绩。毛泽东根据战争第一年的战果，首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从１９４６年７月算起）来解决的设想。 　　８月６日－１２日　为调动胡宗南部以利陈谢集团出击豫西，西北野战军北上围攻榆林，１８日至２０日，在米脂西北沙家店地区歼敌主力整编第三十六师两个旅，共六千人。至此，以二十五万大军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之敌，被歼灭和拖垮近半数，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转入内线反攻。 　　２２日　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部队八万余人在晋南、豫北交界处的两侧强渡黄河，随即切断陇海路，东逼洛阳、郑州，西叩潼关，接着又依托伏牛山在豫西展开。 　　３０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的决定，决定中说：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现在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为副政治委员），不能兼顾军委工作，特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工作，副总参谋长仍是叶剑英。 　　９月１日　中共中央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明确规定：“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这时反攻与进攻这两个词还交互使用。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说：年7月，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这是革命的进攻，不要再说反攻，反攻带着防御意味，不能完全概括这一形势的内容。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指示着重地提出了全军在新的战略阶段的努力方向：“必须力求调动敌人打运动战，但同时必须极大地注重学习阵地攻击战术，加强炮兵、工兵建设，以便广泛地夺取敌人据点和城市。” 　　７日－９日　华东野战军主力在菏泽以东的沙土集地区取得转入外线后的第一个胜仗，全歼敌军整编第五十七师九千余人。 　　１０日－１０月１０日　为抑留敌军以策应外线主力挺进中原，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在胶东进行阻击作战，歼敌二万六千余人并转入反攻。 　　１４日－１１月５日　东北民主联军在中长、北宁两路沿线发动秋季攻势，取得歼敌近六万九千余人，控制东北大部分铁路的胜利。 　　２６日　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六个纵队十八万人兵分五路，横越陇海路南下豫皖苏地区，协同刘邓大军、陈谢部队经略中原。 　　１０月１０日　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和口号六十七条，宣布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人民解放军总部并重行颁布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１８日－２２日　晋察冀野战军在清风店地区歼敌第三军主力，连同１１日至１７日保北阻击战，共歼敌二万一千余人。１１月６日至１２日，又攻克华北军事重镇石家庄，全歼守敌二万四千余人。朱德说：“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２７日　中共中央发出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指出：“在我军反攻胜利发展中，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必须考虑自己立场，计算将来出路，蒋介石集团自己及其美国主子也必须预筹退路。”中共中央指示要揭露美蒋反动派策动“和平统一”的政治阴谋，做好争取教育团结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反对一切不彻底的资产阶级妥协思想或改良主义政纲。 　　同日　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民主同盟。 　　１１月１２日　台湾爱国民主人士在香港发起组织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１２月７日－２８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召开会议，分为政治、军事、土地改革小组，讨论研究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２５日至２８日为正式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报告深刻地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土地改革、整党、经济、统一战线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今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任务。报告在总结我军长期作战特别是最近18个月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提出没收官僚资本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内容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为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准备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年敌我双方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12月会议后，中央继续开会研究发展战略进攻和纠正“左”倾偏向问题。 　　１５日－１９４８年３月１５日　东北野战军进行持续三个月之久的冬季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十五万六千余人，解放城市十七座，攻克四平街，将敌军压迫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联系的、面积仅占东北（包括热河）总面积的百分之三的狭小地区，为以后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奠定了基础。

（东北野战军）

　　本年冬至翌年夏　为适应战争形势和解放区土改、整党运动的发展，人民解放军各部普遍利用战争间隙，在部队各级党委领导下，先后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学习党的各项政策，进行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阶级教育，发扬我军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经过这场大规模的整军运动，使人民解放军提高了军政素质，极大地增强了战斗力。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遭受疫情侵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人在认真总结中央苏区时期疫情防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陕甘宁边区实际情况，提出并形成以预防为主、群防群治、宣传教育为主要特色的疫情治理新路，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疫情治理的人民底色和民族特色，并对新中国疫情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组织严密、统一领导”是核心

　　边区的防疫机构萌芽于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防疫工作会议后，于5月26日成立延安防疫委员会。该会是延安防疫运动的最高机关，其33人的组织构成，已涵盖到中央组织部、边区政府、延安市府、留守兵团以及边青救、抗大等党政军机关和相关群众团体，其地位之重要足见一斑。而年4月28日成立的陕甘宁边区防疫总委员会，其职能范围则已经从原先的延安市扩大到了全边区的防疫工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隶属于边区政府，统一管理全边区防疫工作。指导扶助边区各机关、各级卫生机关执行防疫事务，并在执行防疫事务时，有权统一支配各级卫生机关之人力财力，包括人员、药品、器材等。年春，延安地区一度流行伤寒、回归热，市区附近死亡了多人。边区政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紧急决定：迅速成立流动治疗队，划定区域进行治疗；各机关、学校等进行紧急防疫动员，组织疫病区隔离；同时，增设病床、拨款购置药品、研制特效药方、落实医护人员表彰奖励等，有效控制了此次疫情的扩散蔓延。

　　“防治结合、预防为主”是方针 　　防疫最积极的办法，莫过于改善环境卫生。毛泽东指出：“减少人民疾病死亡的基本方针就是预防，就是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综观边区疫情治理的实践，开展广泛的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始终是一条主线，贯穿疫情治理始终。年，延安防疫委员会成立后不久，便发起“防疫运动突击周”。各机关、学校、部队等纷纷完善厨房、厕所防疫设施，增设污水坑、垃圾坑；个人则实行分食制，商店摊贩人员积极接种。防疫运动期内，还创立了4个模范农村，49个模范乡村和1个模范行政村。此外，在边区开展的乡村建设中，卫生防疫也是重要内容。年起，延安市开展“十一运动”，要求“每区有一个卫生合作社，每乡有一个医生，每村有一个接生员、一眼水井，每户有一处厕所”。随着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的广泛开展，普及了卫生防疫基本常识，使得“预防为主”的方针逐渐深入人心，从而有效减少了边区疫情的发生。

　　坚持中西医相结合，发挥各自优势。年6月，边区成立了第一个中医团体——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之后又相继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等。陕甘宁边区国医研究会将中西医防疫工作列为重要工作内容：取用边区土产中药材，试制出多种新型药品；打破“家传秘方死不授人”的封建传统，献出秘方供同行学习研究；经常举行中西医座谈会，交流切磋，取长补短；组织医疗队下乡，调查流行病及疑难症，帮助群众诊治顽疾。凡此种种，推动了中西医之间的交流借鉴，发挥了传统中医药在卫生防疫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卫生防疫工作的民族特色。

　　“宣传教育、增强意识”是先导 　　借助报刊宣传普及卫生防疫知识是重要途径。早在年4月30日，《新中华报》就推出了“防疫”专栏，提出了“经常保持室内外清洁，防止苍蝇发生传播病毒”等八条具体的防疫措施。此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多次刊发“把卫生运动广泛的开展起来”“重视防疫”“夏季防疫工作”等社论、时评及其他预防疾病知识的科普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自年11月24日《解放日报》开辟“卫生专栏”起，先后刊出医药卫生方面的文章余篇。

　　对边区的普通群众来说，看报读报尚存在一定的困难。卫生宣传部门将卫生防疫宣传教育和农村庙会以及秧歌、戏剧等文艺表演结合起来，因其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受到了群众的喜爱。尤为值得一提的，还有边区举办的医疗卫生展览会。卫生展览会以实物、文字、图片、连环画等相结合的方式，展示封建迷信危害，普及卫生防疫知识，给观展群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强大的心灵感召。如年7月举办的延安市卫生展览会，展出实物件，图画张，还有许多照片和连环画，一些群众连看四五次尚不满足。展览会历时8天，参观人数达万余人。

　　树立典型，带动全局。回顾边区的卫生防疫之宣传教育，其做法往往是自上而下，层层树立典型。通过树典型，总结群众创造出的卫生防疫先进经验，让群众看到别人家讲究卫生带来的好处，再推广到群众中去，引导群众自觉仿效卫生模范家庭培养卫生好习惯，进而确保从源头上杜绝疫情发生。

　　“面向群众、群防群治”是主体 　　防疫工作，要使其发挥最大功效，必须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年初，毛泽东在参加“延安卫生运动周”时就明确表示：“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都来做。”发挥广大群众的主体作用，实现疫情的群防群治，陕甘宁边区走出了一条疫情治理的群众路线。

　　自发制定卫生防疫公约。边区各地从机关到农村普遍制订了相应的卫生防疫计划或卫生公约。比如，城壕村在村民大会上选出了由劳动英雄张振财等5人组成的文化卫生委员会，制定了包括在吃水的上游不倒垃圾、不大小便、隔10天或半月全村开展一次大扫除、病牛病羊要马上分开等在内的详细的卫生防疫计划。而针对个别群众没钱看病买药的困境，该村又通过设立医药救助金及互助金等方式予以解决。城壕村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卫生模范村。 　　探索卫生合作互助新模式。年，陕甘宁边区大众卫生合作社的创办，就是着眼于疫情治理中医务力量有限、民众希望方便就医的实际需求，在卫生防疫工作中依靠群众又服务群众的探索创新。在边区政府和群众的支持拥护下，时隔两年，这一民办公助的合作医疗机构已经初具规模，成为边区三大医疗系统外的有益补充。卫生合作社成立以来，更是在卫生防疫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对内向卫生合作社的社员按股分红，使其享有特别诊疗之权。对外普及卫生防疫知识，为群众种牛痘、预防注射，收集研究民间药方，参与传染病的治疗，等等。可以说，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工出工，有药出药，大家动手，卫生合作”。

　　“完善制度、健全法令”是保障 　　为推动防疫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做到一切都有章可循，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防疫总委员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命令、指示和通知，并在实践中初步建立起一套因地制宜、简单易行的疫情防控机制。包括：事发前的接种预防制度、预警制度，事发时的疫情报告制度以及隔离制度等。如年5月13日通过的《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就规定：鼠疫、霍乱、天花是第一类传染病。此类传染病诊断后，于24小时内要用电报电话报告边区防疫委员会；伤寒及副伤寒、赤痢、回归热等是第二类传染病，这类传染病应按周报告。该条例还进一步规定：遇第一类传染病发生，经委员会确实诊断之后，得及时限期断绝发病区域之交通，施行病人隔离等，医院；无医院设备处，必要时得由防疫总会协同地方设立隔离病院。再如，年2月7日边区政府发出了切实组织各地防疫治疗工作的指示信，进一步明确了防疫治疗工作的组织领导、宣传发动、隔离收治等规定。与此同时，边区还建立完善了儿童防疫等方面专门的防疫制度，防疫工作逐渐走上有章可循的轨道。 　　

事实证明，切实管用的防疫机制和政策法令，在防止疫病的蔓延、传播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年1月发生的延安市脑膜炎疫情，正是因为迅速治疗、及时隔离，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住院的病人除1人因病重死亡外，其余均痊愈，真正做到了早发现、早隔离、早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