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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域研究》年第4期

民国时期新疆基督教本土教会研究[1]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教会本色化与自立运动的推动下，由中国基督徒组成的本土教会在基督教事务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疆境内基督教的活动也呈现出这一特点。20世纪40年代“新疆中华基督教会”“西北灵工团”“耶稣家庭”“遍传福音团”等诸多本土教会组织，在新疆积极开展福音布道工作，对新疆地区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当今新疆基督教的直接源头。

中国本土基督教会组织的建立与兴起，与教会自立运动（也称本地教会运动）密切相关。20世纪初，上海长老会华人牧师俞国桢等人呼吁成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提出收回教权，不再受西方差会的控制。中国教会中的有识之士倡导建立本色教会，改变“洋教”形象：“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这一时期亚洲和非洲其他一些国家也都提出了建立本色教会的倡议。[2]

西方传教差会对中国境内的教会自立运动也有所回应，专门就此问题展开调查与讨论。据《～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在自传事业的进步方面，国内布道事业颇为活跃。年，东北的长老会信徒组成东北三省国内布道会（ManchurianMissionarySociety）。稍后，圣公会信徒也组织开展了国内布道活动，由中国人领导，在陕西进行工作。再后，则有作为全国性组织的中华国内布道会(ChineseHomeMissionarySociety)在云南开展工作。据全国基督教调查报告记载，中国教会至少有25个国内布道会，全部由中国人领导，是真正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教会。[3]关于教会自治问题，“尽管全国教会事业的领导权有2/3仍握于传教士之手，但中国领袖对教会的影响已经完全可以和传教士相抗衡。中国领袖的影响，不论是在大会上、教区会上还是在董事部中，都能通过委员的职权而大显身手，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要求自治的结果就产生了自立教会运动，这个运动产生的教会同时也是自养教会。[4]本土教会组织的活跃，表明中国基督徒已开始承担向本土宣教的责任。

在教会本色化与自立运动的推动下，由中国基督徒组成的本土教会在福音传播方面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年抗战胜利前夕，内地各基督教组织纷纷派人赴新疆传道，其中以李开焕和翟明霞夫妇所立“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影响最大。[5]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新疆的基督教团体主要有“新疆中华基督教会”“西北灵工团”“遍传福音团”“耶稣家庭”等。[6]

一新疆中华基督教会

中华基督教会正式成立于年，诚静怡任会长，“代表12个大会，51个区会，个教堂，个布道所，按立牧师人，传道士人，受餐信徒人，约占全国信徒的三分之一，占地21行省，融化16个宗派”，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教会自立运动所结出的最大果实之一。[7]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具备“本色化”特征，最具说服力的是中国本土基督徒始终占据主要领导地位，诚静怡、张伯怀等人均是教会的领袖人物。[8]

新疆中华基督教会的开创者为李开焕牧师，早年在河南开封教会学校读书，后至云南昆明邮局工作，同时协助当地教会开展传道工作，在云南期间，结识女教师翟明霞，结为夫妇。年，李开焕被调至迪化（今乌鲁木齐）邮局，于是夫妇二人往赴新疆。途经兰州时，曾和胡进洁牧师（乔治·亨特，GeorgeHunter，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年在新疆传教）相遇，胡进洁告知李开焕夫妇在乌鲁木齐有内地会的福音堂，可以供给他们开展教务活动，但李开焕夫妇致力于创办“自立、自传、自养”的教会，不愿依赖外国教会，因而谢绝了胡牧师的提议。夫妇二人抵达乌鲁木齐后，借到省药房两间会议室，工余之暇，传扬基督福音，并在星期天举行大礼拜。～年间，一批河南难民迁至新疆，被安置到沙湾、玛纳斯、阜康、乌鲁木齐等地务农，其中乌鲁木齐的垦民中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也来参加大礼拜。由于星期天聚会人数日增，空间不敷使用，时任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的张治中先生建议李开焕夫妇在乌鲁木齐购置房产。年，教会买到明德路1号平房一院，“新疆中华基督教会”正式挂牌成立。李开焕辞去邮局工作，担任新疆中华基督教会教牧专职，并在教徒中选出12人为委办，办理教会事务。这一时期信徒从原有的十余名，逐渐增加到一百多人。李开焕牧师创办了刊物《江河》，对新疆各地教务活动进行报道，并刊登一些讲解《圣经》的稿件。《江河》在上海印刷出版，共出版一百余期，发行全国各地。[9]年时，乌鲁木齐有基督教活动场所两处，即明德路1号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和大西门基督教会，有教徒余人。新疆中华基督教会经费全由信徒自愿奉献，并坚持不摊派、不募捐、不劝助。[10]

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在乌鲁木齐挂牌成立后，绥来（玛纳斯）、阜康、哈密、昌吉、奇台等地的教会，都愿与之取得联系，成为新疆中华基督教会的分会。

绥来（今玛纳斯）据亲历者张心清的口述，年在绥来县即有基督教活动，由于没有活动场所，当时还没有成立教会。每逢星期日，教徒们多自发聚集在私人家中念经祷告，当时从陕西、山东、河南迁来的移民中信仰基督教的人较多。年冬季，教徒已发展至50余人，约年年底，“绥来县中华基督教分会”成立，并向迪化基督教会备案。绥来县中华基督教分会的经费均系教徒自愿募捐。教会遵循“自立、自传、自养”的原则，当时英国传教牧师何仁治打算捐款相助，被教会谢绝。[11]

阜康年因遭受黄河水灾，河南省邵陵、扶沟等县难民流落在西安附近，年盛世才将这些难民招募至新疆，年12月至年3月，陆续安置在阜康北六运湖定居，从事垦荒种植。垦民中共有基督教徒14人，初入垦区，没有教堂，暂在教徒家中聚会礼拜。年秋，阜康基督徒与迪化基督教会负责人李开焕取得联系，得到了李开焕的支持与指导，在阜康县六运湖正式建立了“中华基督教阜康分会”。至年，教徒由原来的34名增加到93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督教会倡导自养、自治、自传“三自”爱国运动，阜康基督教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六运湖河南庄子修建了第一座教堂。[12]

哈密年国民党遣送一批河南难民至哈密县，其中有部分难民是基督教徒，基督教随之传入哈密县及镇西县。这些难民在哈密老城南城壕边平出一段地方，修建了简易平房，称为河南巷。年，在河南巷45号建立教会，后又集资修建了一座教堂，当时有信徒40余人。年，迪化“新疆中华基督教会”负责人李开焕派人至哈密，向教徒们宣读了《中华基督教会组织章程》，教徒们即以《中华基督教会组织章程》为原则，成立了“哈密县中华基督教会”，牧师为赵梦久（年从河南迁至哈密），教徒余人。[13]河南巷基督教堂年修建，年7月维修，占地.63平方米，其中教堂面积.63平方米。[14]

昌吉～年，河南地区遭受自然灾害，部分灾民流转至新疆。随着一些信奉基督教的灾民定居昌吉，基督教在昌吉开始传播。年6月3日，迪化中华基督教会牧师李开焕、长老王金铭，从乌鲁木齐到玛纳斯视察基督教会的活动情况。昌吉境内基督徒裴锦标邀请李、王两位在昌吉停留，“用真理浇灌初信之果，按灵恩培育新苗。”李、王二人至昌吉，领聚会、讲道、祈祷，并应裴锦标请求，协助建立基督教布道所。年11月28日，昌吉基督教会布道所正式成立。此后，又从乌鲁木齐教会获得许多经书和布道单张（福音卡片）。[15]

除在玛纳斯、阜康、哈密等地设立分会外，新疆中华基督教会还与居住在伊宁、塔城的俄罗斯族基督教徒保持联络。伊宁俄罗斯族教会，大小有三处，一是浸信会，人数约有多人；二是五旬节会，人数左右；三是东正教，人数有数百。新疆中华基督教会举行聚会礼拜时，经常有十余名俄罗斯族基督徒参加，他们的亲友多是基督教徒，居住在伊宁市。伊宁市俄罗斯族教会写信邀请新疆中华基督教会来伊宁访问，年5月中旬，黄清治、傅雅各牧师应邀到达伊宁，经多方询问，才在西沙河子找到了俄罗斯族教会。这个教会属于“浸信宗”（Baptists，也称浸礼宗，笔者注），礼拜堂能容纳人左右。黄清治等人将带去的十本俄文《新旧约全书》赠送给对方，他们将之视为珍贵的礼品。塔城的俄罗斯族教会听闻此事，也写信邀请教会人员来塔城访问。年8月中旬，黄清治去塔城访问。塔城俄罗斯族教会也属于浸信会，有三间小房作为礼拜堂，信徒人数30余名。黄清治赠送给他们四本俄文《新旧约全书》。[16]

二西北灵工团

西北灵工团，是20世纪40年代在新疆哈密地区成立的一个由中国籍信徒组成的基督教社团，创立者为张谷泉牧师。张谷泉青少年时期在山东省潍县乐道院广文中学读书，年到山东滕县的华北神学院学习，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年冬，张谷泉带领十余名华北神学院的学生至潍县灵修院，在此地大致形成西北灵工团的雏形。年，张谷泉被按立为牧师，并在山东一带做巡回布道。在此期间，他创作了一些诗歌，如《安提阿》《西北灵工》等等，这些诗歌鼓舞了一批到西北传教的人。从年至年秋这段时间，潍县灵修院和乐道院先后派出六批神学院学生，共计62人到新疆传教。年，张谷泉带领潍县灵修院师生及家属抵达新疆哈密，形成一个基督徒团体，实行凡物公用的公社生活方式，取名为“工人之家”，后正式定名为“西北灵工团”。年6月5日，“西北灵工团”挂牌，内设总务、文字、医药、劳工、妇幼、灵育、布道7个部门，团长为张谷泉、副团长李石瑛，成立后并决定向耶路撒冷迁移。随后，派人去喀什等地设出国招待站。成立之初，有成员多人。年4月，西北灵工团创办了不定期发行的《西北灵工》、《灵工通讯》刊物，在上海、南京、西安、山东、新疆等地发行，中国内地教会团体得以了解到西北灵工团在新疆开展的事工，引起内地基督徒对边疆布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