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五年，我县开办第一期半农半医学习班主要是为农村培养本地土生土长的卫生技术人员。当时分配到巨宝庄公社四个指标，公社给了马厂梁大队一个名额，那时候我住在马厂梁村，我失学在家务农，大队老支书相中了我，找我谈话说：“县里开办半农半医学习班，公社给咱大队一个名额，大队领导商量后决定让你去学习，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去。”我听后觉得有些突然，我说回家和父母商量一下。回家后，我把老支书意思说给我父母，他们很高兴同意我去学习。第二天我告诉老支书我愿意去学习。就这样我参加了这个学习班。

我记得学习班开学是六五年七月份，地点在当时工商联院内，这个院是内外两个院子可能原来是一个老财人家，解放后收归国有，工商联在那里办公，我们总共有男女学员五十多人来自全县二十一个公社，年龄大的有四十多岁，小的有十七八岁。那年我十九岁，有几个年龄大些的有医学基础，剩下的都是初学。开学那天也举办了开学典礼，由当时卫生局局长白虎年讲话，他讲了这次学习班是县里很重视为农村培养医务人员，一切经费是县财政支出，他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不要辜负上级对我们的希望。同学们积极性很高，感觉很新鲜。

学习班时间定为八个月，学习内容很多，西医有内、外、妇、儿科及西药药理，中医有中药及中医诊断、治疗。基本上中、西医基础的东西都有，给我们医院从各科抽调出的大夫，杨茂林院长兼任我们校长，学习时间安排很紧，因为时间短要学很多内容，所以星期天都不休息，医院实习，轮流到各科室去熟悉工作，接触病人。每晚还要有晚自习，消化当天老师讲的内容，同学们都积极性很高，早起晚睡。除老师安排学习时间外，都自动早起，晚自习结束后，还不睡，背诵中医"汤头"、"脉诀"，学习风气好，劲头大。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八个月时间到了，六六年四月份结束了学习，同学们都回到各自生产队。我学完回家后向老支书报到，谈了这次学习感想并提出了今后工作方向，大队很支持我的工作，从各生产队公益金中提出一些资金，腾出一间空房作为卫生室，请来两个木匠师傅做了中药斗，西药柜，我到城里医药公司购进了一些常用药品，就这样村卫生室成立了。当时总共凑集了多元资金，作为流动资金。大队会计兼管卫生室财务。又选了一名女同志管药，我只管进药及全大队防病治病工作，每次看完病后所用的药品及钱一般情况当天都回来用处方结算。当时开展工作很困难，因为刚学习回来群众大多不相信，自己确实没有实践经验，很是苦恼，老支书看出了，就劝我：“慢慢来，万事开头难，以后会好的”。那年头农村确实缺医少药，公社卫生院仅有的几个大夫根本忙不过来，社员们慢慢地到卫生所来买一些药品，我也就给他们讲一些什么病买什么药，主动去他(她)们家看看病人，用自己所学知识给他(她)们讲一些防病治病常识。就这样慢慢地与群众接触时间多了大家也对我有所了解和信任。在和群众、患者接触的过程也是自己学习的过程，提高的过程。学习班所学习的基础理论都需经过临床来证明哪些是对的哪些是实用的，更主要的是对群众服务态度对患者的体贴。随着时间推移和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工作得到群众的认可，慢慢地找我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每天很忙。

马厂梁大队有九个生产队八个自然村，从马厂梁去最远的昃字村有七八里路，最近的村有两里远，当时全大队总人口有二千二百多人，这都是我服务的对象和要去的地方。每天我背着药箱到各生产队去，如果有病人叫则去看病，如果没有就去宣传防病治病常识，每天忙个不停。年终和大队干部一样记工分，一天十分工，农忙时有空参加一些农活，那时没有交通工具，出诊看病全靠两条腿走路，有时夜间也经常出诊。尽管很忙，心里却暖滋滋的，觉得自己学的东西没有白费，每看好一个病人心里很高兴，那时候看病省钱，现在看起来不可想象，药品是从国营医药公司买回，买时是批发价，当时市面上没有私人药店，也不准私营药品，按规定卖给病人享受零售价。出诊看病，不允许收什么挂号费、出诊费、注射费，只按零售价收药费。一般头痛感冒，打一针留些药片也就3～5角钱，如不用打针留些药片有一角就够了，开好处方后，由病人亲属在处方上签字，交款回大队和会计结算，那时候输液很少，确实有些比较厉害的病像小儿肺炎、扁桃体炎，输二三天液体也就二三块钱，当然那时候物价很低，但药价更低，有些需转住院病如阑尾炎，医院做手术也就三五十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主席发表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各地都在积极落实毛主席指示，医院大夫下放到县、乡工作，乡卫生院原有的医生大部分都下放生产大队，各地都积极开办卫生学校培养农村医务人员，基本实现了四级卫生网，县医院，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室，生产队卫生员四级联动，上下互通，这对农村卫生面貌，防病治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九六八年，根据上级指示办起了合作医疗。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村一级服务的村医二百万之多，他们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风里来雨里去，社员亲切称呼他们为赤脚医生。人民日报曾发表编者按赞扬赤脚医生，当时还拍过一部影片“春苗”就是歌颂赤脚医生的，所以赤脚医生之名由此而来。

实行合作医疗后，我的工作更忙了担子更重了，不仅出诊看病还要宣传合作医疗的好处和意义，当时合作医疗是低水平的，各地在办的时候也不统一，是根据各队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些政策和收费标准，我记得我们大队定为每年每个社员交两元钱，按人头计算由生产队从公益金中提出交给大队统一管理，以后看病就免费治疗。大队成立了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处理问题及财务管理。我做为大队赤脚医生是唯一执行者，每家每户都发了“合作医疗手册”，上面有注意事项说明每次诊疗费用登记，看完病后，多少钱有我填入表格内盖章。我开的处方用什么药多少钱都填好，由病人或病人家属盖章，不能有错。到年底还要由生产队和管委会逐一核对，以防造假贪污，管理上当然是严格一些，但那时候人的思想一直在学毛主席著作，最高指示，脑子里尽想的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和“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为宗旨，积极工作生怕出一点问题，那时候的社员思想觉悟比较高，能自觉的遵守合作医疗规章制度，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就资金筹集有的生产队确实困难，几百块钱人头费交不了，但社员看病还的照常不能受影响。那年头确实在经济发展和社员生活中存在很大困难，一个工（10分工）到年终仅分红五分钱，什么公益金、公积金都是空谈，有的生产队想尽一切办法把合作医疗费分批交了，对于这种情况各地程度不同存在。为把合作医疗巩固发展下去，上级提出了“一根针一把草”口号，及一些偏方、土方，不花钱或少花钱办大事。所谓一根针，一把草，就是能用针灸治疗，就用针灸拔罐治疗，能用草药治疗就用草药治疗。因为在农村有百十多种草药平时没有人注意，如：蒲公英、银花、茵陈、麻黄、甘草等，都可就地取材不用加工，一般都是立秋后采摘晾干后就可用。有些效果很好，如感冒后用麻黄，嗓子疼用公英、银花，咳嗽用甘草等，还有些病针灸拔罐有很好的效果，这就把我所学的都用上了，能不用打针吃药的尽量不用。一年下来也能省一些药钱。也在治疗上给我增长了不少的见识，也提高了自己的治疗水平。除治疗任务外，我承担着繁重的防疫任务以及各种疫苗的接种，如：牛痘苗（预防天花）、麻疹疫苗（预防小儿麻疹）、麻痹糖丸（预防小儿麻痹症）百、白、破三联疫苗（预防小儿百日咳、白喉、破伤风），这都是每年必须接种的。有一些临时性疫苗接种，比如：碘管发放（预防地方性甲状腺肿大，就是我们所说的粗脖子病）。这些疫苗接种都是有条件的，如时间温度，掌握不好等于白用。每次疫苗下来，真是忙得不可开交，走村串户挨家挨户接种，每天忙到晚上。好的一点每个生产队都有卫生员，可以帮助召集人员或接种，每天忙到十点多钟累的浑身无力，回到家中便倒头就睡。幸好那时候年轻力壮，第二天照常出去。在办合作医疗几年中，也得到公社表扬，我被评为优秀赤脚医生，当时是对我很大的鞭策和鼓励，我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对得起大队对我的培养。为巩固合作医疗，为广大群众防病治病，给孩子们接种各种疫苗，每天奔走在全大队各个自然村中，虽然很辛苦，但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六六年开始到七二年底，7年多的时间在实际工作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为今后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七二年底公社领导把我调到了公社卫生院工作，从而结束了七年的赤脚医生生活。回顾那些年月，赤脚医生工作给我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七十年代末，随着中央政策改变，农村包产到户，原来集体机构都不存在了，公社变成乡，原大队卫生室都取消了，大部分变成了私人门诊，原医院人医院，医院变成乡卫生院，原赤脚医生改叫乡村医生。五十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那段岁月心情难以平静，赤脚医生那个名称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爱称，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全国近二百多万赤脚医生响应毛主席号召为我国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几千年的恶性传染病如：鼠疫、天花、霍乱被彻底消灭，其他一些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而逐年减少，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这些都有赤脚医生一份功劳。当今医疗卫生事业飞速发展，高科技的各种仪器用于临床，诊断治疗水平不可同日而语，但我觉得赤脚医生那种精神应发扬传承下去，特别是农村广大农民还非常需要这种“赤脚医生”。

作者：魏宝文，年参加工作在巨宝庄、新城湾、隆庄卫生院工作，后调回卫生局，又调到医保，年退休，现住丰镇。

我们都是丰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