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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前年秦始皇确立帝制，到清末宣统帝被废，皇帝制度在我国存在了两千一百余年，其间产生了三百余位皇帝。限于古时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古代皇帝的疾病谱与当代人显示出较大不同。本文即主要从丹药中毒、心脑血管疾病、感染性疾病和其他疾病几个方面，简要介绍史料中可考的我国皇帝所患的一些疾病。

一

丹药中毒

丹药服食最初是以长生成仙为目的、金石药物为主要原料、水火烹炼为主要手段的养生方法，受到诸多帝王的青睐，但其中所含的砷化物、矿物质等却可对人体造成不良反应，重者或可致死。

丹药中毒的案例多见于史书。东晋哀帝司马丕“雅好黄老，断穀，饵长生药，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无法临殿听政，其后“褚太后复临朝摄政”，在大将军桓温操控实权的基础上，哀帝进一步沦为傀儡。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长期服用寒食散后出现慢性中毒，“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出现幻觉、妄想、怪异行为等多种精神病性症状，乃至于利用其权力滥杀朝臣，为其被杀埋下了伏笔。

魏晋是炼丹服食的高峰时期，彼时人们认为久服丹药能通神明、不老；而随着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至迟到唐代，古人对丹药的毒性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然而唐代二十一位皇帝中迷恋金丹服饵术者多达十一人，有学者认为其原因在于帝室家族中多发“风疾”，而金丹服饵术具有治病养生的功效。但即使有唐太宗李世民第一次服饵后“上疾愈”、武则天“疾小瘳”“饵之而验”的临床症状缓解的案例，也有唐穆宗李恒惩办为先帝进献丹药之徒后又重蹈覆辙“饵其金石之药”导致基础疾病病情恶化而死、唐宣宗李忱“饵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药，疽发于背。八月，疽甚”后疑似因重型药疹而病亡的案例，这或与丹药特殊的炮制方式及长期服食导致的毒性累积有关。

明代皇帝热衷服食丹药的原因除了治疗疾病、追求长生，还有“助淫与求嗣”等。明成祖朱棣因患风湿之疾，服食“灵济宫符药”，“药性多热，服之则痰壅气逆，多暴怒，至失音”。明仁宗朱高炽在位仅九个月，史称其“嗣统未及期月，奄弃群臣，揆厥所由，皆憸壬小夫献金石之方以致症也”，其死与沉湎女色、求金石之方以济欲直接相关。明世宗朱厚熜对丹药的迷恋之深或为诸帝之冠，“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为“红铅”，“取童男小遗去头尾”炼为“秋石”，偏宠方士，使得官风大坏、社会风气糜烂，为方士乱政、党争祸习埋下了伏笔；世宗其人也变得性情暴躁、“晚年须眉脱落，乃至大渐，丹毒并作”而亡。

有学者分析历代帝王服食丹药致健康严重受损的原因有三，“一则药假，为江湖术士所造；二则得效后恣意放纵，以至于亡；三则有的药需有清净功夫的人方可服用”。从药理学的角度来看，药效成分不明确、量-效关系未得控、代谢动力学不可知或为丹药中毒在皇帝之间多发的缘由。

二

心脑血管疾病

高血压常见症状有头晕、头痛、疲劳、心悸、视物模糊等，在祖国医学中被描述为瞑眩、厥、风眩等。东汉光武帝刘秀尝“避正殿，读图谶，坐庑下，浅露中风，吐眩弥甚”，又有“风眩发甚”的发作症状，皆系高血压所致小动脉痉挛累及脑、视网膜等所致。唐高宗李治平素体质较弱，三十余岁时即“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也疑似出现高血压并发症。南朝宋文帝刘义符“有虚劳疾，意有所悸，便觉心中痛裂”，在慢性病基础上，出现了心绞痛、心悸等心肌缺血症状。年仅九岁便继嗣为帝的西汉平帝刘衎“未满岁，有眚病”，发作时“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气辄上逆，不能言语”，表现为发作时暂时性的口唇及四肢青紫，或因患有左向右分流型潜伏青紫型先天性心脏病，在屏气等情况下出现右向左分流而出现暂时性青紫。

脑血管疾病是脑血管病变导致脑功能障碍的一类疾病的总称。三国吴景帝孙休“寝疾，口不能言”或为脑卒中所致失语。建德四年北周武帝宇文邕进攻北齐时，“至河阴遇疾，口不能言，睑垂覆目，不复瞻视；一足短缩,又不得行”，出现急性脑卒中偏瘫、失语、上睑提肌功能障碍等症状，使其提前还师回朝。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先患中风病，手足无力，半身不遂”，其死前“昏困，再病中风，僵仆”，疑似前次急性脑卒中导致偏瘫后遗症，后又再次罹患急性脑血管事件直接致其死亡。唐代多位皇帝罹患“风疾”，有学者认为其症状符合遗传相关性心脑血管疾病的特征。唐穆宗李恒“与宦者击球于禁中，有宦者坠马，上惊，因得风疾，不能履地”，出现运动功能障碍；唐顺宗李诵、唐文宗李昂皆曾“得风疾，不能言”，出现言语功能障碍。壮年即罹患心脑血管疾病使得唐代多位皇帝求助于丹药以缓解症状，然而因其效应剂量和中毒剂量较为接近，丹药反而损害了皇帝们的健康。著有《中国病史新义》的范行准先生认为古代“无疾而终”者并非“无疾”，其死因除了心脏病外，大多和脑血管疾病有关。如十六国时的前秦苻健、南燕慕容德、夏赫连勃勃等因“寝疾”去世，有可能死于脑血管疾病。

古代皇帝养尊处优、鲜患营养障碍性疾病，却因长期饮食肥甘厚味食物增加了患高血压、血脂异常、肥胖等的概率，从而增加了患动脉粥样硬化及其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可能。《黄帝内经》称此类疾病为“高粱（膏梁）之疾”，可谓形象贴切了。

三

感染性疾病

皇帝患浅部组织细菌性感染的记载也多见于史书。汉文帝刘恒“尝病痈”，其宠臣邓通为其“漱吮”排脓；唐太宗李世民曾“患痈”，太子“亲吮之”为其排脓。此皆人为将脓液引流之案例，或表忠心，或示孝心，但做法确是粗陋而危险的，不仅危害“漱吮”者的健康，对病人而言也易致二重感染。梁元帝萧绎曾患疥疮，“手不得拳，膝不得屈”，病情加重时“肘膝烂尽”，出现脓性灶破溃。十六国时的成汉武帝李雄“生疡于头，六日死”，被认为可能系面部危险三角区内的感染经海绵状静脉窦蔓延至颅内，引起颅内感染而亡。

天花是最古老也是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之一。清初有多位王公贵族死于天花，清世祖顺治帝为躲避天花曾遁入山林“避痘”、拒绝接见蒙古的王公大臣、谕令全国“毋炒豆”，然而还是不幸被传染且不治离世。其子清圣祖康熙帝则因幼时出过天花、具有了终身免疫力而获得继承皇位的加分。清穆宗同治帝也患有十分严重的天花，“腰间溃处如碗，其口在边上，揭膏药则汁如箭激”，病情恶化迅速，终不治辞世。

细菌性痢疾是多见于医疗条件差且水源不安全地区的肠道传染病。宋孝宗赵昚喜食海鲜，尤爱食螃蟹，曾因服食来自不安全水源的蟹而患上痢疾，出现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症状，每日吐泻达十余次，出宫寻访民间圣手方获痊愈。

疟疾是由人类疟原虫感染引起的主要由按蚊叮咬传播的寄生虫病。清圣祖康熙时期平三藩之乱的八旗军曾深入疟疾疫区，返京后引起了京城内的疟疾流行。康熙帝亦被传染，出现“打摆子”的症状，冷时如入冰窖，热时似进烤炉，符合疟疾反复发作的间歇性寒战高热、继之出大汗后缓解的特点。其后康熙帝通过服用法国传教士推荐的“金鸡纳霜”康复，此药恰为从金鸡纳树树皮中粗提到的药物奎宁，时至今日仍作为抗疟药在临床中使用。

古时抗菌药尚未被发明，外科清除病灶的手段不发达，人们对传染病的流行过程和防控手段亦缺乏了解，使得即使贵为皇帝也难以幸免于感染性疾病。

四

其他疾病

饮酒可满足皇帝们礼仪、社交等需要，却也可导致酒精中毒带来健康威胁。北齐文宣帝高洋在位初期励精图治、大力推行改革，被称为“英雄天子”，后期却由勤勉走向荒淫暴虐，其原因除大权统摄、意志松懈外，应也与长期饮酒产生依赖出现精神障碍有关。史载其“沉酗既久，弥以狂惑”“每言见诸鬼物，亦云闻异音声”，可能出现了精神病性症状及人格改变。至于“暨于末年，不能进食，唯数饮酒，曲蘖成灾，因而致毙”，或因长期大量饮酒发生饮食结构的变化，出现营养不良而亡。其弟北齐武成帝高湛却未能吸取教训，“酒色过度，恍惚不恒”，或出现幻视症状。

糖尿病，古称瘅病、消渴等，早在公元前2世纪已在《黄帝内经》中有论述。隋炀帝杨广晚年“口干舌燥，饮水数升，排尿数升，渐渐形枯骨立”，符合糖尿病患者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轻的“三多一少”症状。

肥胖症也多见于长期饮食肥甘厚味食物的皇帝们。北齐穆宗高延宗因身材肥胖，分别在《北齐书》和《资治通鉴》中留下了“容貌充壮，坐则仰，偃则伏”“素肥，前如偃，后如伏”的记载，即“坐时像是躺着，躺时像是趴着”或“从前面看像是仰面朝天，从后面看像是俯伏在地”。南朝宋明帝刘彧以贪食肥胖著称，“以蜜渍逐夷(河豚肉)，一食数升，啖腊肉尝至二百脔”，因进食过多，出现“胸腹痞胀，气将绝”的严重消化不良的症状，且使得自己体态十分肥胖，“体肥憎风，夏月常著皮小衣”以防暑。刘彧还因“素肥，晚年痿疾，不能御内”，出现继发的性功能障碍。此外，金哀宗完颜守绪、明仁宗朱高炽、明神宗朱翊钧等皇帝也都因肥胖在史书上留下了行动不便的记载。

人类的历史亦即与疾病抗争的历史，皇帝的疾病又可因专制皇权的强大而对当时的政治、社会等产生较大影响。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医学的发展，在本文所论及的皇帝所患病中，丹药中毒已然走下历史的舞台，传染病防控水平取得显著提高，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的预防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我们又在面临新的疾病谱和公共卫生问题的挑战。以史为鉴，既可知兴替，又可勉励我辈严谨治学以造福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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