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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吃水不忘掘井人。我们固然没有必要知道每一粒大米是谁生产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传说中的农业生产的老祖宗神农氏,知道“现代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同理,在我们享受到疫苗和其他生物制品的福祉时,是否也应该了解一下研制它们的科学家们呢?许多人也许不知道,有些传染病,如狂犬病、出血热、脊灰,等等,一旦被感染,到现在为止是无药可治的,对付它的唯一办法是提前用疫苗免疫。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疫苗,许多传染病是不可能被控制和被消灭的。要知道,我国在没有疫苗之前,人口最多时也只有约4.36亿(清道光末年)。排除战争和特大自然灾害,疫苗是人口增长的首要“功臣”。
1.伍连德,人类抗击「鼠疫」第一人
伍连德,字星联,年出生,祖籍广东,国籍是马来西亚,但他一直以“中国人”自称,并且把人生中最宝贵的大半生献给了中国人民。他在自传中说:「我曾经将我的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那一切在许多人的脑海里记忆犹新。中国是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文明古国,历经世世代代的兴衰荣辱,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我衷心地希望她能更加繁荣昌盛。」
清末中国东北地区爆发鼠疫,伍连德临危受命在东北组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中火化,仅年1月31日一天便火化尸体具尸体。这天是夏历辛亥年大年初二,伍连德下令在棺材堆上泼上煤油,然后放火焚尸。具尸体连同他们生前污染过的物品一起化为灰烬。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体火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次鼠疫,东北死亡6万余人,占总人口的1%以上,其中疫情最重的哈尔滨傅家甸地区死亡余人,4个人中间就有1个死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伍连德仅用67天就阻止东北鼠疫流行,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伍连德筹划的具体应对措施有:1.封锁疫区,禁止人员流动,以防疫情扩散;2.隔离人员,病人与非病人隔离,医院救治;与病人接触过的人与未接触过的人隔离,前者一律送专设隔离区观察;3.给健康人注射疫苗;4.戴口罩,防止呼吸传播;5.火化尸体,无论有主、无主尸体,一律火化,消灭尸体传染源。尸体一律由专业收尸队处理,收尸队成员应经过培训;6.全面消毒,对公共场所、病人居所以及病人活动过的地方重点消毒;7.组织志愿服务队,经培训后参与防疫工作。进家入户,逐日登记、逐人记录健康状况,发现异常立即报告处理;8.组织宣传队,通过散发传单和宣讲,传播科学防疫知识,安定民心;9.请求朝廷和东三省总督增派士兵和医生支援哈尔滨防疫。上述措施至今仍值得借鉴。
2.齐长庆,中国人不再惧怕「天花」与「狂犬病」
齐长庆,字景如,年12月26日出生于北京,满族镶黄旗人。满族八旗,镶黄旗为首,齐家也算得上是名门望族,祖宅在北京西城区千竿胡同5号,人称“齐家大院”,也称“格格府”。他的第一任夫人金惠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女。他8岁入私塾,不喜死记硬背,被塾师斥之为“朽木不可雕也”。
辛亥革命前京师乱哄哄的,他干脆辍学在家自学。民国元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京师公立第二学堂(今北京二中)丙班,因成绩拔尖连续跳级,提前毕业,年考入保定北洋陆军兽医学堂(吉林大学农学部前身)。他年秋毕业时,成绩名列全班第二,本可留校任教,但因其讷于言,被认为不适合当老师,便被派到北洋陆军第十三师任见习兽医。不久,中央防疫处成立,他经人推荐,通过严智钟等专家的面试,被录用为技术助理员。不久即被中央防疫处提拔为痘苗股股长(开始只是一个光杆司令),年8月被保送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所进修,师从城井尚义博士,研习牛痘苗制造方法,并先后参观了日本的北里研究所,大阪血清细菌研究所,釜山兽医血清制造所等人用和兽用生物制品机构。这次进修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但让他见了世面,对完成从一名兽医到医学科学家的转变至关重要。
建立“天坛株”,消灭天花
年2月,一名西北军士兵医院。医院观察病人,取患者带疱浆的痂皮,研磨后接种在猴子的皮肤上,接种后发痘,再传种到另一只猴子皮肤上,在猴子皮肤传2代后,又取猴身上痘浆接种家兔皮肤和睾丸,并连续传5代,再转种到犊牛皮肤上,在犊牛皮肤上连续传3代,经检测毒力与日本牛痘苗毒种的毒力相似,定为“天坛株”痘苗毒种。
年在天花经验交流会上,有人将“天坛株”和“苏联株”进行比较,并用Lister株(国际参考株)、Danish株(强毒株)和EM-63株(弱毒株)作为对照。经过3年的实验证明,天坛株的免疫原性最好;动物试验的免疫反应接近强毒株,初种小儿的免疫反应与苏联株无区别,苏联株的子痘发生率高于天坛株,这些结果都给予了天坛株正面的肯定。中国消灭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提前了15年之久,“天坛株”功不可没!
固定“北京株”,控制狂犬病
年北平卫生事务所捕杀一只狂犬并自狂犬脑内分离到一株狂犬病病毒。齐长庆和李严茂二人将狂犬病病毒(街毒)在兔脑内传代,1-10代家兔死亡时间多在10-26天之间,至30代以后,毒力稳定在接种后6天发病,已由“街毒”演变为“固定毒”狂犬病毒毒株。当时定名为“中国株”,后改为“北京株”。该毒株免疫原性好、毒性稳定,一直用于生产兔脑或羊脑狂犬病疫苗。
后人将“北京株”在豚鼠脑内和地鼠肾细胞交替传代,获得肾细胞适应株,至今仍在用其生产人用狂犬疫苗。狂犬病疫苗毒株的固定,大大减少了我国的狂犬病死亡病例。
实验动物体系的建立。由于生物制品的原材料或成品检定都需要动物,进入中央防疫处后,他即着医院拨给的进口家兔、新西兰大耳朵白医院引进的小鼠等实验动物,用于生物制品的研究和生产,并编制了中国第一个实验动物管理规程。为发展中国的实验动物事业做出了贡献。
谈到天花病毒“天坛株”和狂犬病毒“北京株”,原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董树林研究员比较激动。他说:“这是齐长庆在天坛中央防疫处的两大贡献。这个‘天坛株’,中国消灭天花就是靠它来生产天花痘苗。这是一个很大的功劳,我个人觉得国家应该有所表示。”“应当给‘天坛株’相当国家级的一个奖励”,“应该给齐长庆一个荣誉院士一类的荣誉。”
3.汤飞凡:东方的巴斯德,沙眼衣原体之父
汤飞凡(年7月23日-年9月30日),幼名瑞昭,湖南醴陵人,微生物学家,砂眼衣原体首次分离者。为第一个投身病毒学研究的华人。曾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国国家菌种保藏委员会主任委员。
汤飞凡年入长沙城南小学堂,年毕业就追随二哥考入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金工科学习。后入读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首届学生)、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年,汤飞凡与何琏(何键之女)成亲后,受学校推荐,获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奖学金,携夫人一起到了美国进修,就读于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师从著名细菌学家秦瑟(HansZinsser)。年在颜福庆邀请下回国,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副教授、教授、细菌学系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出任中央防疫处处长,首创中国微生物学研究基地。
之后汤主持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抗生素生产机构、第一个实验动物饲养场、中国第一家生物制品检定机构,领衔研发生产了国产狂犬病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以及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成功遏制了年张家口鼠疫的蔓延。
—年主持组建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现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一度兼任该所所长,主持制订中国第一部生物制品规范—《生物制品制造及检定规程》(草案)
年分离出独立的砂眼病原体——砂眼衣原体(CT,Chlamydiatrachomatis)。同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年,国际沙眼防治组织授予汤飞凡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在砂眼症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
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权威李约瑟爵士在得知他的死讯后给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一封信里说:“回顾能结识你们国家的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公仆,感到荣幸。”他称赞汤飞凡是“19世纪英国谚语里的‘人类的朋友’”,是“预防医学领域里的一位顽强的战士。”
4.王成怀:肉毒素中毒「救命神」
左侧为王成怀,右侧为齐长庆
王成怀先生(.10.12~.10.12)是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已故老所长,资深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自年7月在原大连卫生研究所(建国后改为卫生部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参加工作,一生从事生物制品科学的研究、生产与管理工作。年,由王成怀先生研制生产的气性坏疽抗毒素,在我国属于首创;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由王成怀先生主持的诊断、治疗、预防肉毒中毒A、B、C、D、E、F、G等7个类型的肉毒抗毒素已全部研制成功,并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投放防疫市场,再次填补了我国防疫制品的一项空白,并荣获年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
王成怀一生做了4种抗毒素产品:白喉、破伤风,气性坏疽和肉毒素。他感到最骄傲的是做成了肉毒的系列产品。他因此声名鹊起,成了肉毒中毒的“救命神”。肉毒的毒性太大了,据推算,只要一亿分之七克,就足以夺人性命。甚至被专家担心用于战争,鉴于此,军事医学科学院沈倍奋等几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在“9.11”事件两个多月后提交的《关于加强应对核、化、生恐怖及突发事件能力的建议》中,就特别提到了肉毒毒素被用作生物武器的可能性。这并非杞人忧天。年2月,美国一个“民众生物防御工作小组”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中披露,日本部队的细菌战犯曾在中国东北进行过灌喂肉毒梭菌培养液的活人实验。
该工作小组还透露,某国邪教恐怖分子在年至年间,至少3次在其首都和某军事基地释放过肉毒毒素气溶胶,所幸袭击均告失败,可能是气溶胶释放技术不过关,也可能是其他某种原因。如果真是肉毒中毒,就只有注射肉毒抗毒素才能救命。
王老先生享年98岁。作为我国梭菌芽孢杆菌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他给我们留下丰富的遗产。除了肉毒系列产品(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外,还主持组建了全国唯一的中国医学细菌保藏管理中心梭菌专业实验室,保藏着各型肉毒梭菌菌种68株;在艰难梭菌肠炎和产气荚膜梭菌食物中毒的研究上,也作出了杰出贡献,先后获得卫生部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他负责制订的《产气荚膜梭菌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年经全国卫生标准技术委员会审定,被卫生部批准为行业标准。
5.王良:「卡介苗」鼻祖,消灭千年「肺痨」噩梦
结核病又叫痨病,从古代以来,它就如幽灵一样,紧紧跟随着人类,打不死也甩不掉,被人们视为“白色瘟疫”。
王良年出生在一个比较过得去的家庭,他的兄妹都得了痨病,成天病病恹恹。在他少年的心里就对这种病产生了极大的憎恶,因此,他选择了学医,艰难地跋涉在对痨病的研究和防治道路上。
年,王良偶然在一本法国刊物上看到,法国科学家卡梅特和介兰发明了卡介疫苗,能有效地防治结核病,他顿时欣喜若狂,马上决定去法国。就在他准备起程的时候,从国外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德国的吕伯克城出现了有关卡介苗接种事故,多个儿童在口服了卡介苗后,有72人死亡。
这件事震惊了全世界,王良顿感一阵茫然。不久,德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前往调查,并很快查明了接种卡介苗死亡的原因,并不是卡介苗出了问题,而是在制造卡介苗的过程中,卡介苗受到了污染而造成了事故。
年,王良几经辗转到了巴黎,进入巴斯德研究院卡介苗实验室学习。在这里,他学到了很多卡介苗的知识,并亲手培养制造出疫苗。年,王良学成回国,并带回了设备和卡介苗菌种。
回到国内,王良马上着手在重庆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卡介苗实验室,开启了中国研究培育卡介苗的先河。他很快培育出自己的卡介疫苗,并在国内首次对婴幼儿免费进行接种。
当时人们心存疑虑,很多人都不愿意冒这个险,让自家的儿童接种。王良又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宣传,讲解结核病的危害,以及接种卡介苗的重要性,要人们相信他。他以一个医生的职业责任感感化着幼儿的家人。终于,有医院里的医生和熟悉的人把小儿送来,主动要求接种。
王良在接种的时候十分谨慎小心,先要对小儿进行全面的体检,务必做到万无一失。他还跟踪了解情况,对接种的小儿经常进行走访。一段时间过去,结果证明,接种了卡介苗的儿童,身体都比较健康,一般的流行病也能抵抗,就是偶患流行病,也很快就会恢复。这极大地鼓舞了王良的信心,抑制“白色瘟疫”终于有望了。
王良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卡介苗上,从年到年近两年时间里,他先后接种了两百多个婴幼儿,这个数字虽然渺小,但却标志着中国对结核病的防治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在这期间,王良还发现了卡介苗的非特异性免疫,这对后来卡介苗的培育制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魏曦:「斑疹伤寒」的终结者
斑疹伤寒是啥?现在,也许除了医生,没几个人知道了。须知,它曾经在世界上横行无忌,暴发流行,是一个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烈性传染病,甚至曾经被考虑用于进行细菌战。据记载,我国在年至年间,共发生15次大的流行,其中7次是在水灾饥荒之年。据不完全统计,年至年,我国共发生斑疹伤寒12.45万例,死亡率为4.53%。新中国成立后,斑疹伤寒的流行并没有因旧中国的结束而停止。
对我国斑疹伤寒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专家首推魏曦。
魏曦,著名医学微生物学家。字东升,年12月25日生于湖南岳阳。他在中学时代就参加了进步学生团体,年考入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年二年级时因掩护共产党员而遭到军阀的通缉,开除学籍,他参加北伐军,任第四集团军警卫团三等军医正,年在长沙广雅中学任教一年,年到中央大学上海医学院学习,年以其毕业论文"肺疽的细菌学",受到好评获医学博士学位。
-年任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研究员,进行微生物学研究。他首次用鸡胚培养回归热螺旋体,对其生活史做了详细观察,还对牛胸膜肺炎支原体(PPLO)的培养特性和生物学特性进行了研究,成为国内最早研究支原体的学者。
年赴哈佛大学深造,投师于专长立克次体学研究的著名微生物学家H.秦瑟,从此进入了立克次体学的研究行列。秦瑟的研究生F.菲茨帕特里克正在进行斑疹伤寒立克次体的琼脂斜面培养的研究,但一直未获成功,决定放弃研究。魏曦对其所用方法作了仔细推敲,发现了问题,就改变方法接种斑疹伤寒立克次体,结果获得了成功。哈佛大学对魏曦这一贡献授予了奖状和奖金。
研究回归热螺旋体、支原体成绩卓著研究斑疹伤寒立克次体组织培养获哈佛大学研究院奖对二战期间滇缅英美军中流行的“不时热”经确证为恙虫病,获哈佛大学考察团授予的战时学术性功绩勋章抗美援朝期间从美军投掷细菌武器中分离出鼠疫和霍乱菌,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和中国国务院奖状50年代提出了抗生素引起菌群失调的概念并率先开发了生态制剂,促进了“微生态学”学科的发展从事诸多动物源病――人兽共患病调查研究,在中国首次判定弯曲菌,当然,斑疹伤寒疫苗是他人生的得意之笔之一。此外赵树萱老先生对该疫苗的研发也做出突出贡献。
7.孙柱臣:以命相搏「出血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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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出血热曾经是一种可怕的不治之症。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上还没有这个病名。我国民间传说,这个病是日本人带进中国来的。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大量向我国东北增兵,在侵华日军中1万多人感染了一种怪病,病死率高达30%。此为何病?日本军医一时也弄不清,便以地名为之命名,如“孙吴热”“黑河热”“虎林热”等(孙吴等均为黑龙江省县名),年才统称为流行性出血热。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流行性出血热在我国多地出现,于是民间就有了日本人把这种怪病带来害中国人的说法。其实,流行性出血热还真不是日本人带来的。它是一种自然疫原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病毒的宿主是黑线姬鼠或家鼠,带毒老鼠身上的螨虫、虱子如果再咬了人,人就会被感染,由黑线姬鼠感染的出血热叫姬鼠型(A型、I型),死亡率5%—20%;家鼠感染的叫家鼠型(II型),死亡率1%以下。黑线姬鼠的尾巴很长,身材纤细灵巧,又被简称为田姬鼠、黑线鼠,主要栖息于林区和农业区,还经常进入民宅过冬,分布在我国以及蒙古、朝鲜半岛、西伯利亚和西欧。年WHO将此病统称为肾综合征出血热(以下简称“出血热”)。
孙柱臣是开滦煤矿一个矿工的儿子,在北京靠勤工俭学读完了高中,年考上中法大学,年中法大学生物系合并到天津南开大学生物系。在大学的课堂上,他听老师讲起三四十年代在我国东北流行出血热的惨状,特别是听说出血热病原体世界上还没有人分离出来,孙柱臣就暗下决心:“我将来要把它分离出来,找到防治出血热的办法,为人民解除痛苦。”在大学时,他就留意收集有关出血热的资料。
工作之后为弄清流行性出血热病原和分离出病毒,摸清黑线姬鼠的活动规律和流行性出血热的传播途径,孙柱臣吃住在乡下,并和助手整日整夜守在田间的鼠洞周围。在一次提取病毒时,孙柱臣不慎感染了出血热,经奋力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但他仅休息了10天,便又忘我投入研制疫苗的攻关中。后经6年艰苦努力,孙柱臣终于研制出世界首例流行性出血热亚单位纯化灭活疫苗。
年底,孙柱臣研制的出血热疫苗在卫生部召开的医学科技成果评审会上通过了成果鉴定,获批准生产文号。拿着这份成果鉴定书,当年64岁的孙柱臣不禁老泪纵横,在心里念叨:“我40年的出血热情结今天终于有了一个了结。”回到兰州后,他的兴奋劲还没有过去,老是念叨:“40年啊!40年啊!”他的夫人梁玮英说:“搞出来就搞出来了,就别念叨了。”其实,她比谁都清楚,孙柱臣的这项成果是拼了老命搞出来的。之所以不让他念叨,是怕他激动过头引起肺心病加重。
8.董树林:一口清锋驱三魔
鼠疫、炭疽、布氏病、土拉热等人畜共患的传染病曾经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尤其是在西北的牧区,可称为“四大魔鬼”。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国疫苗科学家研制出驱除这些恶魔的“杀手锏”,使之可防能治。董树林先生是他们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一口青锋驱三魔”,“三魔”是指鼠疫、布氏病和炭疽三种烈性传染病,“一口青锋”代表董树林领衔研制的能诊断(血清、抗原和噬菌体)、预防(疫苗)、治疗(抗血清)这三种病的生物制品。诗如其人,透着一股豪气。其实,他发明的四联气雾免疫疫苗驱走的不止这“三魔”,还有一“魔”是土拉热。
董树林经常去西北疫区做调查,对偏远地区的情况比较了解。那里一个乡的国土面积有的超过内地一个县,人口居住分散,医疗条件落后,特别是牧区,牧民赶着牛羊群逐水草而居,帐篷与帐篷之间相距甚远,星星点点,要找到他们不容易,要骑马,疫苗漏种的情况时有发生。
因此,他就想能不能搞出一种四联疫苗,把鼠疫、炭疽、布氏病、土拉热这4种病都包括在里头,免疫一次就能把4种病都预防了呢?这是他研究四联疫苗的动因。
如果你要做一碗4种米的饭,也有一个搭配比例的问题,还要根据米的硬度确定谁先下锅,谁后下锅,弄得不对小米都煮化了高粱米还没熟。做四联疫苗可比这个要复杂的多。
单个看,每个疫苗都是好的,但4种搞到一块会不会互相干扰?对某项疾病的免疫力会不会有减弱或增强的现象?如果有,又该如何解决?4种联合最佳的配比是多少?等等这些,都需要做大量的试验。
找到最佳配比和达到了最佳免疫效果之后,还要考虑接种方法,是注射?口服?还是划痕滴种?注射潜在着非常大的危险,像布氏病疫苗、土拉热疫苗是严禁注射的,口服的效果和安全性还要试验,而划痕接种效果很不理想。
四联疫苗的研制困难重重,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董树林突然想到年反细菌战的时候,我们国家编了一本书,揭露美军搞细菌战的罪行,里面有一段说到美军利用气雾来搞细菌战。既然能用气雾来传播细菌,为什么不能反过来用气雾来免疫呢?有了灵感,董树林的实验室便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合作开展气雾免疫研究。
他回忆说:当时我们先搞了布氏病的气雾免疫,效果不错。但是对四联免疫这个东西,我们很慎重,鼠、布、土、炭四种菌苗联合免疫,我搞动物试验就搞了3年,从年到年。小量的动物实验,气雾免疫后,用强毒菌攻了,看在强毒菌攻击下有效没效。然后选择不同的剂量配比做试验,看每种疫苗应该接种多大的剂量,这个我们也基本上确定了。再一个是气雾免疫的气雾发生器的技术方法,怎么样给人接种。这两个问题我们最后写了4篇报告,这个工作就结束了。
但是这个工作我们是在当时那个条件下做的,现在的气雾免疫可能有新的方法,跟那时情况不一样了,可能需要重新做。当时还想到一个问题,大人群怎样免疫?如部队要开上去,进入污染地区,不免疫是不行的。
经过三年多的研究,他们找到了气雾免疫的办法,就是在一个密封的房间里把四联疫苗通过气雾发生器变成雾状,人进入房间吸入雾气从而通过呼吸道进行免疫。四种疫苗,鼠疫(P)、布氏病(B)、土拉热(T)、炭疽(A),配比为P︰B︰T︰A=0.21︰0.21︰0.︰21。试验证明,经气雾免疫一年后血清阳性率仍然很高,如布氏病仍达90%—%。
气雾免疫
气雾免疫疫苗和接种方法发明后,使接种变得简单易行而且快捷了。人进去转一圈出来就等于打疫苗了。在偏远的牧区,把一个帐篷密封起来,就能进行气雾免疫。军事医学科学院为了做到快捷免疫以适应战时需要,发明了气雾免疫走廊,在驻西藏的部队中试用。部队行军途中通过气雾走廊后就免疫了。驻藏部队把他们的试验样本拿到兰州请董树林检定,检定结果证明效果很佳。他们是老相识了,过去在驻藏部队中发现了土拉热,为抢救患者他们来找董树林要过疫苗和血清。
气雾免疫就这么神奇吗?因为这是一个新事物,防疫部门的许多人将信将疑,甚至还有人说这是“胡日鬼”(甘肃方言,意思是骗子)。
因此,年甘肃省在张掖地区举办了一个为期一个月的气雾免疫讲习班。由董树林讲气雾免疫,江丽君带领实习;另由省兽医总站的胡先玉讲牲畜饮水免疫,孙正生带实习。牲畜的饮水免疫是兰州所与省兽医总站合作研究出来的,只有三联,布氏病、土拉热、炭疽。在讲习班结束后,气雾免疫和饮水免疫在甘肃全省推广。
到80年代,布氏病消灭了。甘肃省地方病办公室上报了一个气雾免疫甘肃省消灭布氏病的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董树林为他们感到荣幸,同时心里也有那么一点别扭,气雾免疫主要是他带着兰州所炭疽实验室发明的,又是由他和江丽君推广的,最后人家报奖却一句没提他们,“不提我,提一下兰州所也好啊!”
有人说董树林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太亏了,他一笑置之,说:“名誉、地位那些个东西没多大意思,名利要看得淡薄一些。要把工作考虑周全一些,要做在前头。
9.王立亚:巾帼英雄力斩「脑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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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流脑或脑膜炎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率很高,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三次大流行,在“文革”开始时,第四次大流行也开始了。好在此前卫生部鉴于我国还没有流脑疫苗,组织北京、武汉、上海、长春等生研所成立了联合攻关协作组,以著名专家陈正仁为组长,研制流脑疫苗。就在协作组办的讲习班结束时,疫情爆发了。火急火燎,需要应急,但用传统方法制作的死疫苗免疫原性差、副反应大,不能使用。
协作组的王立亚、江先觉、全家妩等殚精竭虑,研制出A群流脑荚膜多糖疫苗,给预防流脑提供了一面坚固的“盾牌”。
流脑流行的规律是每隔8—10年就来一次,但自从这个疫苗出来以后,中国几十年再没有暴发流脑疫情。流脑疫情没了,流脑疫苗的研制者们也老的老,走的走了。本章记录的只鳞片爪,算是对他们的一点念想。另外,我们还应该知道,从科研水平上说,A群流脑荚膜多糖疫苗我国第一个亚单位疫苗(组分疫苗),是中国疫苗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王立亚出生于一个过去叫资本家现在叫民营企业家的家庭,籍贯是湖北省黄梅县,出生地在江西九江,但一直在武汉上学。小学、中学、大学上的都是教会学校。年,她毕业于武汉华中大学(现华中师范大学的主要前身)生物系。这是一所20世纪上半叶由英、美基督教教会联合创办的教会大学,完全按西方的近代教育模式用英语教学。所以,王立亚的英语棒棒的。
3年底到4初却在中国局部暴发了疫情,其中湖南、广西流行较广。兰州所作为当时A+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的独家生产企业,接到疫情通报后,动用了全部资源生产,大年三十连夜开启菌种,全力以赴保障疫苗供应。到4年春季,疫情终于平息。
有人曾问对疫苗研发同样做出突出贡献的全家妩:“你们有这么大的贡献,最后给了什么奖励?”她说:“A群流脑荚膜多糖菌苗研究年武汉所获卫生部科技成果甲级奖,北京所、成都所、中检所等年也获同等奖励,另外湖北省也给了我们一个奖。我年在日本做访问学者回来,江先觉告诉我有这么一个奖,奖金是元。我们两人商量后,一人拿了10元,剩下的元捐给了湖北省残疾人基金会。”
GM根哥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