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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问题远远不是政府支持力度的问题，没有一种医学，能像中国政府支持中医一样的存在。中医的问题，也决不是西医“侵扰”的问题，人们在健康面前的自由选择可以说明一切。
（蒲团子按：“疫时谈疫”本来是去年疫情严重时，我计划撰写的系列文章之总题目。后来疫情得到了控制，我也就没有继续写下去。这段时间，疫情又有了新的情况，甚至一些奇谈怪论又粉墨登场，所以就这个话题，继续说几句。）
前几天，我去防疫机构接种了新冠疫苗，北京科兴的。在中国疫苗正式向大众接种之初，我就计划接种的，但当时我们当地只有三针的（安徽智飞），这种疫苗接种的周期较长，我是个懒人，很想接种只需一针的疫苗，简单省事，一次完成任务。但一直等到现在，我们当地还是没有这种疫苗，所以，我就选择了科兴的两针疫苗，毕竟接种周期短一些。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疫苗是最安全的。这是无数事实证明了的，勿庸置疑的。我也一直建议，凡是条件允许的人，应该尽量去接种疫苗，这是建立防疫屏障，保护自己，乃至保护他人最有效的方式。同时，我更支持接种自愿原则。
在我接种疫苗之前，就经常会看到一些“妖魔化”疫苗的文章。现在第一针已经接种了，看到类似的言论，更觉得刺眼。
有一种论调，说疫苗是西方控制的，是用来对我们中国人进行“灭族灭种”的。而这类谬论之下，竟然还有大批的支持者，甚至还有不少打赏金钱者。不可否认，这些年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对我们国家做了不少不道德的事情；也不可否认，在疫情问题上，一些西方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们要知道，现在国内使用的疫苗，是我们中国人研究产生的，不仅使用于我们国家，还向其他国家提供帮助。我很难想像，这种国家主导的研发行为，是怎么受西方“控制”的？是怎么样“灭族灭种”的？但这种谬论却很受欢迎。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大约是一些写家有感于中国民众对西方国家一些行为的不满，刻意制造的话题罢了。
还有一种论调，是说中医药在防疫中的重要作用。我也算是中医的从业人员，跟老师学医多年，自己也曾从事与中医药相关的一些工作，对中医药有一些粗浅的了解。我自己和家人，乃至我的朋友，不少是中医药的受益者。我对中医药的作用，绝对是支持得无以复加。但，中医药绝对不是万能的。现在，无论是官方，还是一些民间群体，都是宣传中医药在防疫、抗疫中的积极作用，这对中医药的延续与发展无疑是积极的。只是，一些中医药的推崇者，在强调中医药防疫作用的同时，对西医及疫苗却极尽诋毁之能事。甚至声称，几千年来，中医药在中国人民屡次防疫中，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其实，查阅一下资料，在中国历史上大的流行病中，我们的中医药，似乎并不像我们现代一些狂热中医推崇者描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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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现在的解释，是指流行性急性传染病，即古代医书中所谓“疫疠”“瘟疫”“时气”等。关于疫疠的记载，《吕氏春秋》《礼记》《周礼》等著作就有出现。可知，中国对这类流行性急性传染性较强疾病的记录，很早就有了。这类疾病，传染性强，在当时的致死率也很高。
《太平御览》曾记载有一段曹植说疫气的内容。其曰：“建安二十二年（公元二一七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从这篇文章中至少可以看出，当时流行性传染病，其伤害程度有多么严重。同时也提示，当时生活环境、卫生条件差的穷困人家容易被传染，而生活环境优越、卫生条件好的大户人家则不易被传染。
被中医人称为“医圣”的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序》中曾经写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我想，汉代断然是没有西医“捣乱”的。在那个纯中医，在那个被现代人视为纯“古中医”的时代，疫情可致“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伤寒可使二百余人的张氏宗族，“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可见，在大型的流行性传染病面前，中医药的方法，也是无能为力的。
《俞曲园笔记》载：“同治之初，滇中大乱，贼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白骨盈野，通都大邑，悉成丘虚。乱定之后，孑遗之民，稍稍复集，扫除胔骼，经营苫盖，时则又有大疫。疫之将作，其家之鼠，无故自毙，或在墙壁中，或在承尘上，人不及见，久而腐烂，人闻其臭，鲜不病者。病皆骤然而起，身上先坟起一小块，坚硬如石，颜色微红，扪之极痛。旋身热谵语，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诸医束手不能处方。有以刀割去之者，然此处甫割，彼处复起，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乡间，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则其左右十数家即迁移避之，踣于道路者无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阖门同尽，比户皆空，小村聚中，绝无人迹。”同治时代，西医尚未盛行于中国，自然是中医药主导医疗卫生事业的时代。但从这则记载来看，对于疫情，中医药似乎并没有让人信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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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医的典籍来看，中医药学在最早的中医学“圣经”《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防疫、抗疫的记载，但从史料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的“疫”还是夺去不少人的性命。而恰恰是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的中国，在疫情如此肆虐之下，却能将人民的伤亡和损失降至世界最低，这是什么原因？是中医药的贡献吗？我想，显然不是的。中国在二〇〇三年的非典抗疫中，以及这次的新冠抗疫中，能取得如此让世界信服的成绩，主要得力于政府的宏观指挥布署，以及民众的自觉支持。从世界各国的现状来看，这是中国政府能有效控制疫情的主要原因。
从政府宏观指挥布署来看，及时发现，及时隔离，有效监管，合理治疗，及时研发防疫疫苗；从民众支持来看，听从指挥，减少出行，保持接触距离，自觉佩戴口罩，配合各基层组织调查登记，尽量接种疫苗等。只有这两者的完美结合，才造就了中国防疫、抗疫的成绩。反观一些西方“自由”国家，政府既无有效的布署，民众又无视防疫抗疫的科学规律，以致疫情肆意漫延，感染人数、致死人数激增，并居高不下。
至于治疗上，从中国的现状来看，中西医均有一定的贡献，并不是中医专美。近代著名的中医大家、中医教育家恽铁樵在谈及天花疫情时曾这样说过：“（西医）论病之原理，固极精微之能事，而治疗之方法，则除血清抗毒及特效药外，不过对证及预防两种。往往取袖手旁观态度，听病毒之进行，其功效实等于不服药。至病毒深入，强心保肺护脑等法，则近于救火于燎原之后，不免焦头烂额。近来特效药虽日有发明，但治愈往往去毒不净，留有他日再发病之根因，这个实不能说他是健全的治疗方法。中国的麻黄、桂枝、葛根、柴胡、白虎、承气、通脉四逆，实能于病浅时徙薪曲突，病深时起死回生。……不过中医仅仅有这一点特长，哪里便可以自满。况且现在能用这特长的中医，又是百不得一，所以益发相形见绌了。鄙意，中医总当兼治西学，以补不足才行。”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用这种往特长的中医，又是百不得一”。我们现在的中医从医者，能否保证达到“能用这种特长”，这恐怕才是中医及其从业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对天花，恽铁樵先生虽然有很多中医的对治方法，但他还是说：“如此险证，若是无法避免也就罢了。既然种牛痘可以免此危险，如何不赶紧种牛痘呢？”
近代的疫苗实践也清楚地告诉人们，由于大面积地接种相关疫苗，以前很多传染性极强的“疫”已经被人们成功地预防或消失，如天花，如鼠疫等。这就很好地保护了人们的生命健康。
中国的新冠疫情虽然已被有效控制，但其他国家的疫情却不容乐观。这也影响着中国新冠疫情的防护工作。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关心接种疫苗，甚至不少国家及人民在向中国求助，希望能接种中国的疫苗，而在我们中国，竟然有人恶意地制造不当言论，更有人将中医与疫苗对立起来，这恐怕是不合适的。
中国的疫苗是最安全的，如果条件允许，或个人有意愿，能接种尽量接种。中医药在疫情的治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还需要外部环境保护。这个外部环境，就是政府的布署与民众的自觉。只有疫情稳定，治疗方有着落。
中医是中国传统的医学，从历史角度来看，确实为中国人民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一百多年，中医很多时候在抱怨，抱怨西方现代医学的“侵扰”，抱怨政府的支持力度，很少从自身去发现问题。中医问题远远不是政府支持力度的问题，没有一种医学，能像中国政府支持中医一样的存在。中医的问题，也决不是西医“侵扰”的问题，人们在健康面前的自由选择可以说明一切。中医想要发展，少些抱怨，有些故事，多些自信，多些自省，这或许是最终的解决之道。
二〇二一年八月八日
农历辛丑年立秋后一日
蒲团子于玄玄居
有意加入“柱下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