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野下的黔赣文化
历史视野下的黔赣文化清代黔藉江西人后裔高廷瑶与他的儿孙们
清代乾嘉年间，贵阳人高廷瑶活跃在安徽、广东的政坛上，以清廉公正、恤民保民的官风，赢得了朝野的赞誉。在其嘉言懿行的影响下，其子孙步武先人，克承家风，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和发展，使其家族一跃而为贵阳的朱门大户。据《新编贵阳高氏渤海堂族谱》所载，高氏先世系“江西吉安庐陵县竹牌巷人士”，入黔始于明初，落籍贵阳北衙（今乌当区新添寨），从事屯垦。在其后的四百年间，高氏以农为本，并在定番（今惠水）长顺等处扩置田产。清代乾隆后期，高氏以高廷瑶中举为起点，步入仕途，逐步成为封建官僚兼地主的大家族。高廷瑶，字雪庐，又字青书。在父母的教导下，高廷瑶从小树立了问鼎功名的人生理想，通过阅读圣贤之书，从而领悟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谛。乾隆五十一年（公元年），高廷瑶中举。对其而言，这仅是自己博取功名、扬名显亲的中继站。为此，他面壁苦读，志在功名，然而四赴京师会试，均以落榜而告终。科举这座独木桥走不通，今后将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常在高廷瑶脑中反复出现。由于家有田产在定番（今惠水县），他常来往于该地，因此结识了不少定番、广顺人。定番、广顺都是黔南著名的产粮区，有“贵阳粮仓”之称。由于科场失意，苦闷彷徨，高廷瑶常踟蹰于定番、广顺田间地头。一日，当他凝目谛视广阔的田畴时，夕阳下起伏的禾稻仿佛变成了黄金的海洋，刺激着他的眼帘，扣动了他的心弦。他若有所悟，意识到自己的前途就在脚下，就在眼前的田间地头。他想，与其做一个默默无闻的穷书生，不如做大地的主人，做一个富甲一方的田粮大户.....嘉庆五年（公元年）兴义布依族民众反抗官府暴政，定番、广顺等地的青苗纷纷起事响应。为了安定产粮区，保证贵阳的粮食供给，官府征召高廷瑶随军剿抚。出于自身财产的考量，高廷瑶积极投身于这场剿抚行动中。动乱平定之后，朝廷论功行赏，高廷瑶因功赏六品顶戴。嘉庆六年（公元年），高廷瑶参加吏部考试，获“大挑一等”，以通判用，就此进入仕高廷瑶画像途。他先后任安徽庐州、凤阳通判、凤阳同知、广西平乐知府。在皖十年，高廷瑶本着儒家“民本思想”，勤于政事，廉洁奉公，平反冤狱，恤民保民，充当了“民命屏障”，成为民众爱戴的好官。嘉庆七年（公元年）十二月，安徽宿州以王潮名为首的白莲教民造反，袭击并攻占了宿州城，戕杀官吏，抢掠商铺、焚烧街道，给州城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动乱刚刚平定，巡抚衙门特委派高廷瑶前往代理宿州政事，又令其征收本年百姓应交纳的四万两白银的钱粮税。高廷瑶对此非常反感，认为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如若再对他们横征暴敛，无异于逼他们铤而走险，暴动造反。为此，他为民请命，向巡抚慷慨陈词，再三表明，百姓不是不肯交纳钱粮，只是因为“宿州春夏遭水，继以兵乱，（民众）逃亡不能耕作。今虽逃者渐归，而已失时，补种不足，当奏请豁免，不则缓征，以纾民力”。见巡抚大人犹豫不决，他进而言之：“与其追呼无益，毋宁广施恩泽。”高廷瑶分析清晰，有理有据，巡抚不禁为之折服。为防范动乱再起，难以收拾局面，他立即奏请朝廷，免除宿州钱粮。动乱过后，宿州城残垣颓壁，一片萧条，四处充斥着缺吃少穿、无处栖身的民众。此情此景，令高廷瑶十分难受。作为宿州的父母官，他感到自己有责任解除民众的困境。为此，他亲往抚慰灾民，给他们送去口粮，给他们盖棚居住。在查核每户的人口后，他又对灾民的安置经费等各项工作进行详细地调查与核算。由于尚需五千余两白银支出，他命下属如实上报。令其意外的是，这时几位幕客乘机劝说他多申报一些款项，可作它用。高廷瑶听后，大不以为然，正言厉色地说道：“吾百姓疮痍未起，即实心实政犹恐不逮，更因以为利，何以上告君父，下对黎庶也？”其凛然正气使幕客面有赧色，顿生敬意。高廷瑶有胆有识、处乱不惊。在宿州任上，一天夜晚，他独坐书斋，突然外边传来白莲教军逼近的消息，城外的居民闻讯后，在夜幕的掩护下仓皇出逃，哭喊声震耳欲聋，令人胆寒。消息很快传遍城内的大街小巷。居民惊惧不已，预料即将有大灾难降临。高廷瑶见状，知是奸人兴风作浪，制造混乱，企图浑水摸鱼。于是他召集下属，镇定地说道：“好巡守，吾卧耳。”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一早，人们发现“四境寂然”，原来是一场虚惊。从这件事上，可看出高廷瑶胆识过人。徽州乃安徽历史名城，以产纸、墨、砚而闻名全国。然而在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下，徽州及属下的休宁地区居住着许多贫穷的棚户。嘉庆十三年（公元年），谣传一些棚户与教军联合，聚众闹事。为防患未然，清廷立即命文武大员率兵察访此事。安徽巡抚不敢怠慢，下令芜湖道徽州府派兵四百协助剿捕。高廷瑶知是坏人作祟，陷害无辜棚户，于是向巡抚请求驻兵县城。当是时，由于担心官军镇压，棚户纷纷逃往山中，为弄清缘由，高廷瑶单骑驰往山中，亲自向棚户了解情况，确认他们并无谋反之意，然后考虑安置他们的措施。为了保护这二十万棚民，使其免遭屠杀，高廷瑶认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遣散他们；如果同时驱遣棚民，势必酿成动乱.....经过深思熟虑，他向上司提出十二年内分批遣散回家的解决方案。之后，安徽巡抚将此方案上奏朝廷，最终成了定例。高廷瑶任凤阳同知不久，升任广西平乐府知府。自古官场多凶险，高廷瑶在广西平乐任职时，因安徽旧案处理不当而降级离任。恰逢此时，两广总督蒋某知高廷瑶廉洁能干，才堪大用，便奏请朝廷恢复其原职。调广东后，高廷瑶历任肇庆、广州知府，署肇罗道。在此期间，他明理守法，清廉公正，办案认真，勤于调查，注重证据，平反冤狱，所至之处，吏畏民怀，上司对其十分倚重，视为国士。在广州任上，高廷瑶始终不渝地遵循儒家思想，处处为民着想，其在粤东巡视时，恰逢东莞盗匪林狗尾聚众劫掠，村民不堪其扰，纷纷前往惠州告急。巡抚阮某令高廷瑶带兵镇压，命其驻军县城，在大街张贴告示，责令居民合力擒贼，勿使其混迹，又促县令重赏擒拿为首者。有人亦劝说高廷瑶要严办闹事者。对此，他厉色回答道：“贼闻官军来，已远扬；如君言是，必按户搜索矣。夫良民以畏贼，故求救于有司，有司复不为剪除，而更累民，是不死于贼而死于官也。诸君休矣！”随后，他极力请求撤兵，上司从其议。过了不久，林狗尾等九十余人全部就擒，高廷瑶秉公执法首恶必办、胁从不问，从而赢得了民众的拥护。粤东人对此评价甚高，认为高廷瑶在广西平乐平冤狱，“活人多矣”，如今来到粤东，是当地百姓的大幸！道光七年（公元年），高廷瑶因病辞职还乡。返回贵阳后，他热心公益事业，建义塾，每年为学子提供束脩数十石（粮食）；又资助穷困族人，使其免遭冻馁之苦。道光十年（公元年），高廷瑶病逝于家中。高廷瑶从政近三十年，对农业社会的中国及“民以食为天”的传统观念有着深刻的认识，对于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他的薪俸大多用在家乡产粮区定番县和贵筑县北衙两地购置田产上。据史料记载，经过高家几代人的经营，到了清末，仅北衙十三寨年收租谷一千二百担，约十万公斤，于是在贵阳民间有“高家的谷子”之称。高廷瑶有四子，长二子先逝。三子以廉，四子以庄，均以镇压咸同贵州大起义而走上政治舞台。咸丰四年（公元年），为响应太平天国运动，贵州桐梓人杨龙喜举起了反清的大旗。在随后的二十年中，出于维护家庭的利益的考量，以廉兄弟与黄辅辰等在省城贵阳兴办民团，筹办城守，建碉积粟，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后因平乱有功，以廉官至补用道，加布政使衔。以廉性好施舍，有乃父遗风。黔乱时，凡颠流离失所饥寒交迫者，“争走其门，公（以廉）衣之食之，病者医药之，死则殡葬之，不足则多方称贷以应，必求达其心之所安而后已”。以廉曾对朋友表明自己的人生理想，说：“君子居上，则道济天下；居下，则善及一方。”弟弟以庄与兄经历大致相同，他因征剿农民起义有功而升任知县，后转战陕西、四川，国剿过石达开领导的太平军。在陕西云阳任职期间，以庄“锄强暴，去猾翁胥吏，案无停牍；重修云安书院”，支持地方文教；开仓设粥厂，救济饥民；设置医药局，为民治病。高以庄之子高培谷，字怡楼，弱冠入县学，因黔乱乡试停考，不能走科举之路，乃致力于经世之学。之后，随父入蜀。清代著名文学家俞樾在《清故资州直隶州知州高府君墓志铭》中，对高培谷入仕的契机有如是之言：“偶诘以官事，精审入老吏。父喜曰：“此子可仕矣。”入赀以知县分四川。”这段话有两层含意：一是高培谷精明老到，了解治政要领；二是他是没有通过科举考试而向官府捐资换取的官职。同治八年（公元年），高培谷补梓潼知县，有政声，因父亡丁优。守孝期满，除去丧服，出任西充县令。西充地处四川盆地北部，“贫瘠，民多饭薯”。俗话说：“饥寒起盗心。”因为贫穷的原因，老百姓沾染到伺机攫取和诈欺的不良习惯。对此，高培谷深为忧虑，痛感到这严重影响到西充的整体形象。基于儒家的观念，他认为贫困地方的民众应该朴实善良，崇尚道义，不该做那些有悖道德的事。作为一个称职的官员，“再使风俗淳”成了自己义不容辞的职志。经过反复思考，高培谷找到了症结之所在，那就是造成今天西充的社会现状，罪过不在民而在官，要想百姓互相不侵扰，应当从官不扰民始。于是他“躬自率励，事事精辨，兴学劝农，县以大治”。上官将高培谷的政绩上报川督丁宝桢。丁宝桢对此十分欣赏，誉高培谷为“循吏第一”。光绪三年（公元年），高培谷一度代理绵竹知县。当地治安不靖、盗贼横行，官府尸位素餐，民众怨声载道。有感于斯，高培谷把打击盗匪作为第一要务。在他的严厉打击下，不仅捕获了准备谋袭县城的孙、冯两位盗魁，而且奉命击退了进围安县的盗魁董麻二。官府在审问董麻二时，“株连罗江谢茂贤、绵竹叶善人等数十家。官符下罗江，捕送恐后”。经过调查，高培谷知是盗贼诬陷，于是回复曰：“是皆吾良民也，盗口安足信耶？诣大府白之，事遂解，两邑民皆呼青天。”在绵竹任上，时逢当地饥荒，高培谷哀民生之多艰，急民之所急，“倡捐积谷，全活甚众。又修城南石桥，以便行旅”。当其离任时，“民走送逾境，绘图歌咏之。大府罗（列）君（高培谷）政绩以卓异报可”。大邑县民风强悍，男女身佩刀具。当是时，盗魁“李金毛狗”横行于境，一日数十警，官府拿他毫无办法。省城大府认为：要改变大邑的现状，非高培谷不可，于是调其前往大邑。高培谷履任后，“行保甲法，严连坐律”，治地社会环境有所改观。然而这时，邻县邛水盗焰日炽。高培谷“易装潜出，广布耳目，于邛水古水碾获李金毛狗，于是群盗骇散，邛、大间两年无一盗案”。由于治绩卓著，以繁缺（指政务繁忙的官职）知府用。不久，高培谷调巴县，这是一个“词讼之繁甲于一省”的县。过去，县令及同官多次审理，但在奸民蠹吏的操控下，积案始终审理不完。高培谷上任后，事无巨细，必躬听之。每日端坐在大堂中，常两夜不息。经过数月的审理，积压的旧案骤然减少。百姓感其恩德，称其“前以能治盗，至是能治狱”。光绪五年（公元年），高培谷补资州知州。在此任上，创艺风书院，聘名师任教，广储书籍，资助贫寒士人；裁除陋规陋习，严禁社会不良风气，增办育婴堂，创立牛痘局、医局，声名由此大振，川东、川西尽传“高资州”之名。值得一提的是，高培谷就任资州的第二年，为培养人才，专程赴成都尊经学院聘请杨锐（戊戌六君子之一）到资州襄办教育。杨锐在艺风书院时，发现十七岁学子骆成骧1文才出众，识见不俗，便向高培谷推荐。高阅过骆的文章，亦大加赞赏，将其试卷列为高廷瑶塑像第一，又送其到成都尊经学院深造。骆成骧不负所望，之后于光绪二十一年（公元年）大魁天下，成为四川清代惟一文状元。光绪二十二年（公元年），高培谷病逝，享年六十。著名学者俞樾为其撰写墓志铭，称其为官“所至民乐，所去民思，有非才吏所可及，此其所以为循吏欤！”骆成骧曾作《代资州五县绅士为故州前牧高培谷建专祠呈》文，盛赞高培谷在资州的文教建设，有“闻风兴起者数千百人，朴塞之风，为之不变，资州地方教育，渐声扬巴蜀”之语，恳请朝廷为其建专祠以彰事功。民国三年（公元年），资州绅耆骆成骧等呈文，由四川巡按使陈廷杰呈请，奉大总统袁世凯令，将高培谷事功宣付清史馆立传。名门望族是当时社会的产物，高廷瑶及他的儿孙们的发家史如今已成了陈年旧话，“高家的谷子”亦在历史的烟云中消亡。然而当人们缅怀过去，怀想明清贵阳的先贤们时，我们从高廷瑶子孙三代的立身处世、乐善好施的人格魅力中，仍能汲取不少教益；我们从他为政以廉，治民以爱的良吏作风中，亦能借鉴不少经验。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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