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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大师和社会活动家陈垣先生诞辰周年。陈垣先生精心治史数十年，他先以专重严密考证著名，所著《元也里可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书均享誉中外。至抗战时期，由于亿万民众同仇敌忾抗击侵略的英勇斗争所推动，他的学术思想得到了升华，进而提倡“有意义之史学”，著成《明季滇黔佛教考》等激扬民族正气的成功之作，为现代史学谱写了出色的篇章。

本文作者陈其泰(-）系我国史学大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先秦两汉史学、清代及近代学术史、20世纪中国史学等领域耕耘三十余载。

△年11月1日，陈垣参加在怀仁堂举行的国宴，毛泽东主席与其同席。毛主席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陈垣先生(—)字援庵，广东新会人。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探索出一条成功的治史途径。他少年时代曾参加科举考试，后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创办《时事画报》，进行反清革命宣传。年，考入美国教会所办博济医学院学西医。一年后，因美国教师不尊重中国师生，愤然离开博济，与友人共同创办了光华医学院，医院，自己继续学习。年学成毕业，留校讲授解剖学、生理学等课程。同年，创办具有反清革命倾向的《震旦日报》，任编辑。年以革命报人的身份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年起定居北京，后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年开始撰写《元也里可温教考》，此后即长期致力于宗教史、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著述丰富，成就巨大，享誉海内外。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年，任辅仁大学校长，—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年以前，他还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年以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年以91岁高龄逝世。△年，陈垣与潘达微、高剑父等在广州十八甫69号创办《时事画报》。一、专重严密考证的史学名家

陈垣首先是考证学名家，他在宗教史、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领域都有重要的著作，享有国际声誉。他自觉继承乾嘉学者优良学风，占有材料极为详博，考订深入，严谨精密，善于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宝贵创见，把研究工作向前推进。这种严密性和考证学独创性的特色，从其第一部考史著作《元也里可温教考》就已充分展现出来。陈垣在少年时代便表现出对目录学和考证学独有的兴趣与夙慧。他喜欢浏览各种书籍，尤喜细心阅读《书目答问》《四库总目提要》，后又多年研读《廿二史札记》，得益极大，并开始关心社会政治问题。他因学医、行医而对医学史很有兴趣，曾撰写《牛痘入中国考略》等一批文章，被称为在近代从未有人问津的医学史领域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年春，陈垣始发愿著中国基督教史，这同他具有宗教信仰并且认为宣传基督教敬天爱人的教义可以救世密切相关。他的第一部成功著作即为《元也里可温教考》。陈垣从元代重要典籍《元典章》中发现其所载多种文献均称“也里可温教”。因而首先明确揭示出其著述之宗旨：“此书之目的，在专以汉文史料，证明元代基督教之情形。先认定元史之也里可温为基督教，然后搜集关于也里可温之史料，分类说明之，以为研究元代基督教史者之助。”

△陈垣少年时代所读书籍

作为近代宗教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本书的显著特点是，在广搜史料、精审考证的基础上，对元代也里可温教作了系统的而非片段的研究，从多角度、多层面再现其历史面貌。全书15章，论述的主要内容包括：也里可温教士的东来；也里可温之戒律；也里可温人数之推想；也里可温人物之大概等。如第三章“也里可温之戒律”，论证也里可温之宗教仪式，这是证实它确为元代宗教，辨正《元史·国语解》《续通志·氏族略》《元史·氏族表》中以也里可温为部族之误。

陈垣对史料的鉴别和利用尤具特色。如对《元史》史料价值的评价。清代学者因《元史》成书仓促，讥为疏陋或芜杂，多所改编，但其中有关也里可温的史料，改编本却不及《元史》。陈垣认为，也里可温教在元代流传之真相，之所以能依赖《元史》得以保留，其原因恰恰在明初宋濂等人“于草率之间，悉本诸《十三朝实录》，不轻笔削也。倘如清人修《明史》之例，矜为严谨，则芟落必多”。本书勘破了自元朝灭亡之后余年间难解之谜，不仅钩稽、辨析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而且眼光敏锐，贯通上下而求索，所论均有确切根据，游刃有余，尽显出陈垣善于继承乾嘉先辈治史精良方法而又后来居上的特色。因而著成之后，“不但引起了我国研究元史和宗教史家的注意，而且引起了国际学者和宗教史家的重视”。本书的成功，对陈垣以后的治学方向有极大影响。由此宗教史成为他长期致力的研究领域，相继著成《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祅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为近代中国宗教史学科做了重要的奠基工作。

陈垣治史方法的严密精良和著述态度之认真投入，我们还可以再举出典型例证。陈垣著有关于《四库全书》的目录学著作5种，为此，他以超乎寻常的毅力，从年起，从事阅读、研究、查对《四库全书》的工作，前后达10年之久。这一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将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搬运至北京，后移交京师图书馆。陈垣先生的助手刘乃和教授对此有如下记述：“当时他家住在北京城内西南角象坊桥，贮存文津阁本《四库》的京师图书馆在城东北角，今安定门内大方家胡同。当时紫禁城前后的东西街道还是宫廷禁地，没有直达道路，必须绕道走，来回路程需要三个多小时，逢阴雨风雪，甚至要四个小时。他每天清早，带着午饭，到图书馆看《四库》，图书馆刚开馆就赶到，下午到馆员下班时才离开。就这样前后断续读了十年，把这部包括几万册的大丛书作了详尽的了解。”陈垣将《四库全书》的书名和作者作了索引，并以赵怀玉本《四库简明目录》与实际存目相考核，校出有书无目、有目无书、书名不符、卷数不符等情况，在此基础上，共著成《四库全书纂修始末》《四库书目考异》《四库书名录》《四库撰人录》《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当年从事这项目录整理工作，不仅有上述经历时间漫长，每天步行艰辛等困难，而且因存放书的地方阴暗潮湿，平常无人入内，孳生毒蚊，为了防止毒蚊叮咬引发疟疾，他要事先注射奎宁针预防。试想，我们如果能学到陈垣先生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那么在治学道路上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有什么任务不能完成？！

二、近代文献学系统化工作的创始人

文献整理、考证之学在我国有久远的传统，清代学者更以考证著名，而进入近代以后，治史观念和方法与时俱进，其总体趋势是强调学科的区分和科学化，在文献整理、考证领域出现的新特点，即是条理化、系统化、科学化。陈垣的文献考证学著作堪称是典型代表，因而使考证之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以下我们举出两部成功著作略作分析。

△《元西域人华化考》《通鉴胡注表微》书影

陈垣在北京购得《元典章》抄本，以之与沈家本刻本《元典章》对勘，再用故宫藏元刻本和其他几种版本互校。遂发现沈刻本诸多错误，包括伪、误、衍、脱、颠倒、妄改等，共校出多条错误，写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十卷。他又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多条，作为例子，加以分析、归纳，指明导出错误的原因，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此书又名《校勘学释例》，前后共历10年时间才完成。同时，他由概括大量校勘实例而上升到理论，总结出“校勘四法”：一、对校法，以祖本或别本相对校；二、本校法，以本书前后互证；三、他校法，以他书校本书；四、理校法，不凭版本而据逻辑道理定是非。陈垣还成功地运用了“类例法”，将选取的材料分类部居，加以疏解，为例五十。作者的“类例法”也有举一端以例其余的意思，可以举一反三，将这些校勘学的原则运用到其他时代典籍的校勘工作之中。通过陈垣的校勘、研究，不但为元史学界提供了比元刻本更佳的《元典章》，而且为校勘学提供了范例。《元西域人华化考》是陈垣又一名著，8万余字篇幅，征引书籍达余种，论述了元代西域人在儒学、佛教、文学、美术、礼俗等方面的活动和成就。本书不仅显示出陈垣学识渊博，著述内容精深，而且十分讲究著述体例和文字表述，全书布局，不同层次的标题、行文、用字、表格，处处精审，逻辑性、科学性极强。书名称“华化考”，就大有学问、大有讲究。华化，即指元代西域人仰慕中原文化，它虽然是以汉族为主体创造的，实际上又融合了各民族文化的精华，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优秀文化。陈寅恪为本书作序，称誉其“材料丰富，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又说此书的成功，对于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不重视广搜材料、刻苦钻研的弊病，实有转移风气、以示准绳的作用。

△陈垣先生指导启功先生进行学术研究

三、抗战时期学术思想的升华

陈垣先生又是气节凛然的爱国者，在抗战时期，他的思想得到升华，撰成一系列激扬民族正气的著作，同时明确地提倡“有意义之史学”，谱写了现代史学史上的出色篇章。8年浴血抗战是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而对当时生活在日寇统治下北平的陈垣先生来说，这漫长的8年尤其是一场严峻考验。在日寇的迫害威胁面前，陈垣处处表现出爱国者的凛然正气，并且以他的一系列同民族解放斗争密切相联系的史学著作，显示出其著史目的达到更高层次，著史内容具有崭新面貌，因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平沦陷期间，陈垣杜门谢客而撰写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以史为鉴，痛斥汉奸，宣传抗战必胜。

作为教育家和史学家，陈垣先生主要的斗争手段是慷慨激昂地宣传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陈先生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日知录》《鲒埼亭集》，以顾炎武的经世思想和全祖望的民族气节教育激励学生。同时，在研究工作中，他将爱国思想熔炼在阐发历史上人民的正义斗争和表彰历史人物坚持民族大义的著作中。陈垣于—年撰写《明季滇黔佛教考》，继之又撰成《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构成陈垣抗战史学系列。以上史著的指导思想，就是他于年末致友人书中表达的对于史学的新见解：“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也。”这份珍贵的文献告诉我们：正当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阶段之际，陈垣先生不但没有彷徨悲观，反而更加坚定，他极其鲜明地把著史跟民族解放战争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提倡有意义之史学”，让史学直接服务于抗战事业，坚定人民抗战的意志，指斥汉奸叛卖行为，打击投降主义气焰。

《明季滇黔佛教考》这部著作不仅出色地做到对分散的史料贯串钩稽，发前人未发之覆，而与作者以前史著相比较，其崭新风格是不满足于钩稽考证，而又能紧扣史实，大量正面发表富有思想性和政治意义的议论，因而实现了向自觉体现时代精神这一更高层次的飞跃。正由于此，陈垣在著述中体验到治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左右逢源之乐”。他曾致书远在昆明的儿子陈乐素，讲述著述的激动心情，云：“《佛教考》尚未抄好。……本文之着眼处，不在佛教本身，而在佛教与士大夫遗民之关系，及佛教与地方开辟、文化发展之关系。若专就佛教言佛教，则不好佛者无读此文之必要；惟不专言佛教，故凡读史者不可不一读此文也。三十年来所著书，以此书为得左右逢源之乐。”书成后，他将稿本寄给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好友陈寅恪教授，请其作序。据柴德赓先生所述，由于“这本书确实充分地表达了陈先生的爱国思想，很多西南朋友读了，非常感动”。陈寅恪先生写了一篇含义深刻的序，高度评价了援庵先生志节相同、肝胆相照。序言说：“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中肯地指出《佛教考》的意义，在于表彰明末遗民的民族精神，因而具有政治史的深刻内涵；同时借此以昭告世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两位学者都一致地斥责可耻的投降行为，以保持民族气节之大局。两位爱国史学家围绕本书的这一思想交流和互相鼓舞，堪称抗战时期史坛的佳话。

△年2月7日，杨钟羲、尹炎武宴请伯希和、柯劭忞，席间特邀陈垣、陈寅恪等作陪。二排右一为陈垣。

《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表彰民族气节、斥责投降行为的著述宗旨一直贯彻于作者此后数年所撰的史著中。如《清初僧诤记》即为指斥汉奸卖国求荣而写，书中集中搜集清初遗民僧对气节不振者的批评，予以表彰。《通鉴胡注表微》撰著的缘起，便是由于陈垣先生处于日寇统治、异族压迫的环境，对于《通鉴》胡三省注中所寄托的亡国之痛感受最深，因而要将长期被掩盖的胡三省的民族气节、爱国思想发掘出来，成为对于抗战事业有所裨益的一份思想资料。

正如上述陈垣先生在致友人的信中所言：“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不徒为精密之考证也。”他本人深感这一变化意义极为重大，达到了做学问的至佳境界，所以在撰写激扬民族气节的著作之时，才感到“得左右逢源之乐”，为之激动欣喜。此时的陈垣先生，身在书房，而心中却无比炽热，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