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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在今天的中国，几乎连不认识26个英文字母的人，也早已熟悉了SARS这个单词所代表的恐怖。年整整一个春季，这种被称为“非典型肺炎”的病毒搅乱了一个中国，并波及了小半个世界。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有人永远地离开，有人从病毒的手里逃脱，时隔多年再次回忆，脑海里最深刻的印象，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非典”。面对非典，我们创造了“世界医疗史上的奇迹”，走过非典，我们也留下诸多不甘与遗憾。而对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来说，SARS同样是一个里程碑，这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01

神秘的致命病毒

年12月22日，一名危重病人从广东河源转入广医院。这位病人症状十分奇怪：持续高烧、干咳，阴影占据整个肺部，使用任何医治肺炎的抗生素均无效果。两天后，河源传来消息，救治过医院8名医务人员感染发病，症状与病人相同。“怪病”最后被称作“非典型肺炎”——一种比普通的肺炎可怕百倍的传染病，它的病死率高达3%以上。广东刚刚欢度完春节就陷入了恐慌。2月10日，人们开始抢购一些据说能够防治非典的药物和食品。短短两天，板蓝根脱销，白醋告罄。先后几次遭受禽流感之痛的香港成了非典病毒袭击的第二站。3月初，医院10多名医护人员出现非典症状，3月底到4月中旬，位于九龙湾的一个社区内多名居民同时感染。就在粤港地区因为非典而沸沸扬扬的时候，中国的首都和其他大多数城市却异常平静，医院已于3月初收治了一名后来被确诊为非典患者的山西病人，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早在3月下旬就将北京列为疫区。人们似乎更关心国际大事，史无前例的电视直播把伊拉克战争如同世界杯比赛一般呈现在了观众面前。在对于萨达姆是死是活的猜测中，对那场遥远的战争热情空前的人们，以为流行于南方的疫情离自己也很遥远。年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SARS（非典）全球警报4月20日，一个改写中国抗击非典历史的里程碑式的日子。当日下午现场直播的介绍中国内地非典型肺炎最新疫情和防治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高强的出现让敏感的人们意识到了什么。此时的北京，已经在长时间的浑然不觉之后骚动了起来，小道消息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传播着关于非典的种种说法和猜测。果然，北京的确诊病例从37例一夜之间骤然增加到例，5天公布一次的疫情改为每天公布一次。接下来又发生了被海外媒体视为“史无前例的果断措施”和对各级官员“一次灵魂深处的震撼教育”，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免职。政府的强势介入，让人们猛然间认识到了他们所面临的“敌人”。在大陆被称作“非典型肺炎”的SARS，是世界卫生组织对“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的正式命名。率先为它命名的世卫组织传染病专家卡洛·乌尔巴尼，因追踪研究SARS不幸感染殉职。世界卫生组织于3月12日第一次拉响SARS全球警报，4月2日正式发出不要去香港和广东的旅游警告。全球13个实验室联手研究SARS的元凶，仅仅8天就确定病原体为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而当年寻找艾滋病病毒时，全世界花了整整3年时间。显微镜下，致命的SARS病毒竟有着皇冠般的美丽，而它来自哪里，又通过什么途径传染，都还是未知数。

02

风暴中心的吴仪、王岐山和钟南山

正如临危受命兼任卫生部部长的吴仪所言，在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共享的全球化时代，对重大疫情的透明度不高，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谣言漫天飞舞，民工和大学生纷纷离京，两个月前广东的抢购一幕再次出现在北京街头。“有了吴仪，定能无疫”，民间流传的短信中，人们把风格干练的女副总理的名字同谐音“无疫”联系在了一起。市民也渐渐熟悉了赴京担任代市长的新面孔王岐山和他的“说句实话”的口头禅。这位以“人不自信谁人信之”为信条的高级经济师，曾在金融风暴时主持广东金融工作，被称为“救火队员”。当王岐山在新闻发布会上主动向中外记者“爆料”，当他出人意料地坐在中央电视台“面对面”镜头前说出他的信心，更坦言他的忧虑的时候，人们感受到了一种清新的作风和坦诚的勇气。从透明开始，公众的知情权，被置于同科学和法制相等的地位，被赋予了同样强大的力量；从透明开始，一个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对人民负责的理性政府，正在扭转最初猝不及防的被动，显示出面对危机时防止“天灾”变成“人祸”的应对能力。将非典列为法定传染病，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进行管理。5月12日，《公共卫生应急条例》紧急出台，这一重要条例标志着我国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一步纳入了法制化轨道，标志着我国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机制进一步完善。从医院到社区，全国一体化的非典疫情报送系统和指挥系统建立：取消五一长假，减少因人员流动造成疫情扩散，严防疫情向农村扩散，通过媒体发布消息寻找非典患者周围乘客等公共机制健康运行。从城市到农村，各地严格进行自我保护、防止本地区疫情向周围扩散：北京市控制大学生和民工返乡。上海拉响橙色警戒，从郊区开始布下严密的防治网络。各地对病区外来人员实行医学隔离，由于山东省措施严格，竟然有想迫切者试图从北京骑自行车回山东。中国进行着一场抗击非典的“城市攻坚战”和“农村防御战”。有人说，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中国内地科学界遭遇了无所作为的尴尬，不论是病原体的确定还是病毒全基因组测序的完成，作为非典主战场的中国内地都没能拔得头筹。领军人物钟南山院士（右一）这样的论断显然过于片面。非典在广东爆发之初，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为首的广东医学专家在医治病人的过程中发现，这种“怪病”的致病原不同于衣原体，也不同于细菌，更像是某种人类从未曾谋面的病毒。病毒，一种直径只有20毫微米到毫微米的微生物，曾在人类历史中酿就了一次次生灵涂炭的悲剧。最早有文字记载的烈性传染性病毒是天花，从公元前年左右天花开始流行，到距今多年前英国医生爱德华第一次将牛痘疫苗接种到人体，前后年间，夺去了难以计数的生命。然而，在此时的中国医疗界，“主流”的声音并非如此：他们认为，导致非典的是衣原体。是衣原体，还是病毒？两种声音，代表了以生命为赌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疗方式。力排众议，从临床疗效出发，钟南山和他的同事们坚持给普通病人使用利巴韦林等常规抗病毒药物，为肺部阴影增多的重症患者使用无创呼吸机和大剂量激素。实践证明，这种针对病毒的治疗方法大大减轻了呼吸衰竭的发生率，也成为广东创下世界最低非典病死率的关键所在。后来，北京不少参与非典病人抢救的医生在谈及救治成功的经验时都说到，如果没有钟南山等的坚持，“后果不堪设想”。

03

特殊时期的“套中人”生活

这个时候的中国也是一个多事季节：潜艇失事，湖南矿难，大兴安岭火灾……然而，对于不少中国人、特别是北京居民来说，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