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程朱理学是左宗棠一生奉行不悖的本源之学，是其安身立命与修齐治平的学术根柢。其早年耕获根植的入口路径，一是父祖言传身教的家学启蒙；一是师长耳提面命的精心指授；一是自身勤苦力学的思想体悟。站在程朱理学的立场对陆王心学进行的批判取舍，以及对异端的排斥与罢黜，则是左宗棠巩固理学本源之方。而对清代理学名臣典范的考察与表彰，既砥砺了左宗棠的志节，也进一步加强了左宗棠对于程朱理学的信念。以此，从不同的路径植入理学本源，又经对陆王心学批判性的取舍，对异端的排斥，再通过对清代理学名臣事迹的考察与表彰，通过这一内在递进的逻辑理路，左宗棠牢牢实实将理学本源根植于他的心身之中，与其生命与人格浑然一体了。
[关键词]左宗棠理学本源入口路径
湖南自南宋胡宏、张栻创立湖湘学派以及朱张会讲之后，遂成为理学之邦。明清以降，湖南学风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即便在清代乾嘉学派兴盛之际，湖南仍为与世颉颃的理学重镇。而在中国社会进入近代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湖南理学与时俱进，济之以经世实学。湖南士子后先相继，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纵横开阖，建功立业，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与深远影响。左宗棠是湘军统帅、晚清“中兴名臣”，是湖南近代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功业，他对于国家民族作出的贡献，不仅彪炳史册，也足以影响后世千秋万代。左宗棠强调学术与事功之间的必然关系，尝言：“天下事功之成，必学有本源而后可期不朽。”[1]他人评价左宗棠积学蓄志与一生事功之间的关系，亦云：“非独性情之正，抑亦学术有以济之。”[2]“盖其学术志事，素所蓄积者厚，故发之者宏远。”[3]年左宗棠病逝，仰高书院生童挽其联语中云：“盖世功名，根柢尽从儒术出。”[4]对左宗棠学术与事功之间的内在关系作了一个确切的评价。左宗棠“素所蓄积者厚”的“学术志事”，就是他的本源之学，即从儒学发展而来的理学。左宗棠出身于一个耕读相传的书香门第，自幼即接受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洗礼与薰陶，青少年时代又游于名臣硕儒之门，并以“读破万卷，神交古人”[5]的精神刻苦自励，他的“本源之学”也由此耕获于时，根植于心，并对他一生安身立命与修齐治平产生巨大的影响。左宗棠理学本源的入口路径，一是父祖言传身教的家学启蒙；一是师长耳提面命的精心指授；一是自身勤苦力学的思想体悟。对陆王心学的批判取舍与对异端的排斥与罢黜，以及对清代理学名臣典范的考察,既砥砺了左宗棠的志节，也进一步加强了左宗棠对于程朱理学的信念。01父祖言传身教的家学启蒙年11月10日（清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左宗棠诞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阴县南乡左家塅。左宗棠的祖辈自南宋由江西迁徙至湖南，世居湘阴。左氏为当地大姓之一，“代有闻人，”[6]支派繁衍。其家族传统讲求“教孝、崇礼、劝学、务本”。而“族尊、房长类能恭秉义程，实心课督，故子弟之率，不敢不谨”。“愿谨向义者，犹往往有焉。”[7]“其间忠孝节义，散见于郡邑之志载及家乘之所传闻，乡人士类能言之。”[8]左宗棠自言其家世，“先世耕读为业，以弟子员附郡县学籍者凡七辈”[9]，左家可谓是累代相传的书香门第。
左宗棠的曾祖名逢圣，字孔时，一字仁乡，县学生员，以“恭悫”，“仁孝”著闻。“家贫，授徒自给，狷介不欺。”[10]且“好为善行”，“居贫好施，尝于高华岭设茶数年，以济行人”。年（乾隆十七年），岁歉，他“典衣服，与富人之乐善者，施粥于袁家铺。”因此，原本较为丰裕的家境也渐形中落。此外，左逢圣“生平举止端严，所读经史皆手录”，[11]为人力学，极为严谨认真。左宗棠的祖父名人锦，字斐中，一字松野，国子监生。“家贫，勇于赴义。”[12]“以孝义闻”、“承家教，多所修建，倡捐谷为族仓，以备凶荒，岁歉而左氏无饥人。”[13]且以“律躬之严，闲家之肃，敦睦家族，推济邻里之义”[14]而享誉乡里。左宗棠的父亲名观澜，字晏臣，一字春航，县学廪生，曾肄业于长沙岳麓书院，继续承传耕读的家风。
从左宗棠家世家风的特点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理学之门。祖孙相继，抱道践行，虽清贫而能践仁履义，即耕读也有济世之怀，颇具理学家的本色。
左宗棠就是在这种家世家风的环境中受着潜移默化，接受家学的启蒙和父祖的言传身教。左宗棠五岁在左氏宗祠从伯仲二兄左宗樾、左宗植入学，亲炙父教。“六岁读《论》、《孟》，即兼读《大注》”[15]。春航先生教子极严，为文必依传注诠经旨，不尚藻绘，不离朱子家法，人称“其教于家者，必本于身，肃然翼然，尊卑上下，罔敢稍越”[16]。整齐严肃，正是理学家治家教人的面目，这种教育对于左宗棠记忆颇深，影响极大。杨公道《左宗棠轶事》记左宗棠后来家教，“公立身不苟，家教甚严。入门，虽三尺之童，见客均彬彬有礼。妇女则黎明即起，各事其事，纺织缝紝外，不及外务。虽盛暑，男女无袒褐者。烟赌诸具，不使入门。虽两世官致通显，又值风俗竞尚繁华，谨守荆布之素，从未沾染习气。闻至今后人均能谨守遗训，无敢失坠焉。”[17]左宗棠不仅继承了父亲当年的家教遗风，且将其发扬光大，传之后人而不坠其绪。
左宗棠一生尊奉儒家圣人之教，又恪守理学宗旨，“心圣贤之心，学圣贤之学，而言圣贤之言”，[18]将周公、孔子之道视作“医世之术”[19]，致力于“将儒术策治安”[20]，追求实现儒家的社会理想。然其学问肇端之始，自是得之于家学。这是左宗棠理学植入的第一条路径。
02师长耳提面命的精心指授左宗棠理学本源植入的第二条路径是师长耳提面命的精心指授。左宗棠的师长多名臣硕儒，且大多是恪守程朱义理，主张理学经世的当世理学家。他们不仅学问精纯，而且志行高洁，他们的言传身教对于左宗棠一生的学术思想，精神意志，大节出处，行为风范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左宗棠所师范。这些师长主要有贺长龄、贺熙龄兄弟、胡达源、陶澍、林则徐、邓显鹤、唐鉴、李象鹍、魏源，省外宦贤吴荣光、徐发绩等。
贺长龄，字耦耕，号西涯，晚号耐庵，善化人，官至云贵总督。贺长龄是嘉道间的理学名臣，是最先赏识青年左宗棠的“伯乐”。他的赏识，对当时还是寒门学子的左宗棠而言，无疑有着巨大的鞭策与鼓舞作用。年（道光十年），19岁的左宗棠到长沙拜会丁母忧的贺长龄，贺氏一见左宗棠，即推为国士，并以“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相勉。[21]左宗棠对此终生感念，铭记不忘，自言：“国士之知，渊源之雅，寸心藏写，未敢偶忘。”[22]左宗棠对贺长龄是非常推崇的，他说：“贺耦耕先生学术、政事，实道光朝第一流。弟于其忧居长沙时频亲教益，窃叹当代大人君子无出其右者。”[23]“耦耕先生实嘉、道两朝名医，学术之醇正，心地之光明，一时仅见。弟于长沙久亲教益，于先生政学颇有所窥，谬蒙国士见待，感铭胸臆。”[24]贺长龄因在云贵总督任上镇压少数民族人民反抗不力，被清政府降职罢斥，因为左宗棠对贺氏怀有深厚的感情，故在贺氏死后多年，为了表彰贺长龄一生政绩志行，不惜冒清廷的申斥上书朝廷，请将贺长龄事迹宣付史馆并准入祀湖南乡贤祠。对于左宗棠所请，清廷以“殊属率意”予以申斥驳回，着不准行。[25]这是左宗棠与贺长龄交谊渊源的大略情况。贺长龄为官廉俭，待人仁惠，“生平取与，一准于义，陋规多所屏却。”：“以俭率下，服御傔从皆极简约。”；“亲戚故旧僚属振恤无吝”就是对他的写照。他周恤粮道中山，厚资其丧，俾其妻子扶榇北还。中山同乡秀公，亦有感于贺氏之德行，免中山债务四千金。[26]他在黔倡捐尚节堂以存鳏寡孤独。[27]他周济曾国藩等穷京官。[28]此外，贺长龄友于兄弟，眷念手足之情，经济上，兄弟们“当匮乏时，公皆分润，白首依依无间言”。[29]又有“少失怙，恒痛不及禄养”[30]。凡此种种事迹，在左宗棠之后的生平中，大都能找到相应的事例。又贺长龄尝与林则徐言：“古之君子或出或处，必有及物之功”[31]，又尝以“以父母之心为心，天下无不和之兄弟；以祖宗之心为心，天下无不睦之宗族；以天地之心为心，天下无不爱之民物”的语录为训。[32]这是贺长龄的居官之道，左宗棠也有许多与此相类似的议论，可见其中的思想渊源。所以，贺长龄对左宗棠言传身教的影响是很大的。
贺熙龄是贺长龄之弟，字光甫，号蔗农，官至湖北学政，前后主讲城南书院八年，并倡立湘水校经堂。贺熙龄与左宗棠有师徒之谊，“十年从学”，其情尤厚。贺熙龄对左宗棠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授其学业，“授以汉宋儒先之书”，奠定了左宗棠的理学基础。其二，励其志行，贺熙龄对左宗棠“尤伟重”、“尤加器异”。[33]左宗棠尝与其弟子兼女婿陶桄言及贺师对他的鼓励：“仆早岁志大言大，于时贤所为多所不屑，先师蔗农先生曾以诗诩之，谓‘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虽语重未可荷，然至今回忆，深叹师言期望之殷非常情可比”。[34]其三，周其贫乏。左宗棠早年孤贫，师事贺师时尚赖书院膏火之资佐食。[35]贺熙龄因而常周恤左宗棠。左宗棠对此深怀感念：“静念成我之恩，分予之厚，且感且思，云胡能已”。[36]其四，以身立教。贺熙龄不仅在学术思想上对左宗棠有培植教化之功，而且在立身行事上，也为左宗棠作出了表率。明辨义利，不为苟得，这是他的廉洁之教。“薄产仅足供衣食，而布衣疏食，俯仰自如，自颜其所居曰‘菜根香’，其清介如此”。这是他的俭德之教。“性笃周济，尤恤茕独，见难以自存者，辄解囊佽助，或计口授食，或以时赈给，待以举火者甚众。其贫无以殓，长不能嫁，落魄异乡，老幼羁旅之俦，无不捐赀相助。于故交子弟之贫乏者，每呼同馆舍饮食教诲，务俾成立而后已。因之俸入尽耗，身后萧然，而所成全者不少。”[37]这是他的惠爱之教。左宗棠尝感慨贺师的言传身教之益：“天下无不信吾师为善人，然仁厚之仁心，介慎之守，诚一之行，知之而尽者亦或鲜焉。兄十数年所得于吾师者，多在语言事迹之外，窃谓稍稍受益者亦即在此。每思吾师，不觉泪之承睫也。”[38]贺长龄、贺熙龄对左宗棠一生影响至深，李肖聃言左宗棠：“其平生忠孝大节，实得力于二贺先生”。[39]由此可见一斑。
胡达源，字云阁，益阳县人，翰林院编修，官至贵州学政、詹事府少詹事。胡达源与左宗棠父亲左观澜“曾共麓山研席者数年”，为罗慎斋先生典师下同窗挚友。左宗棠与胡达源之子胡林翼同年生，先后事师贺熙龄，二人志同道合，为平生知已好友。后左宗棠侄儿，仲兄左宗植长子左澂（癸叟）又娶胡林翼胞妹同芝为妻，故左胡两家既为“两世朋旧”世交，又兼姻娅之亲，关系非常密切。[40]作为父执，胡达源对左宗棠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教育陶冶之功。左宗棠年（道光十三年）入京会试，拜谒胡达源，亲受其教。他在《箴言书院碑铭并序》中叙其事：“余游京师，亲公杖履，勖言敦敦，以故人子……余与侍郎（指胡林翼），齐年逾冠，意气方新，不可抑按。公引墨徽，更落以斧，矫轻警惰，饬其器寓。…….绎厥庭闻，以训以徇，以葆其华，以写厥润，毋侪于俗，毋荒于嬉，毋画乃成，惟公是师。”[41]而左宗棠受益于胡氏之教最多者，在其编著的《弟子箴言》。年（道光十五年），胡达源公刊《弟子箴言》于京。[42]《弟子箴言》凡十六卷，依次为：奋志气、勤学问、正身心、慎言语、笃伦纪、睦邻族、亲君子、远小人、明礼教、辨义利、崇谦让、尚节俭、儆骄情、戒奢侈、扩才识、裕经济。胡达源叙其编次顺序及“意寓箴规”者：“士莫先于奋志气，而学问则择执之功；莫切于正身心，而言语则荣辱之主。修其彝伦族党之谊，谨其直谅便侫之闲，严其礼教范围之防，辨其义利公私之界。谦让节俭，善之修也。骄惰奢侈，恶之戒也。德备而才全，体明而用适。故以扩才识、裕经济终焉。”[43]曾国藩曾归纳《弟子箴言》的内容和作用：“自洒扫应对，以暨天地经纶，百家学术，靡不毕具。甄录古人嘉言，衷以已意，辞浅而指深，要使学者自幼而端所习，随其材之大小，董劝渐摩，徐底于成而已。”[44]《弟子箴言》是胡达源教育精神所萃，其及门弟子李元度称其师之学，“其根柢在《弟子箴言》一书”[45]。《弟子箴言》对晚近湖南士人的影响是极大的，胡林翼自不待言，曾国藩“实尝受而读之”。[46]李元度“每饭不忘”[47]左宗棠受《弟子箴言》的影响也极深。他深明胡达源著《弟子箴言》之用意：“物滋于稚，圣养于蒙，节性日迈，其道自充。《箴言》之作，公竟在兹，闵彼习非，牖其心知”。[48]他早年与胡林相交，对《弟子箴言》即遵顺不违：“谐谑杂遝，不忘《箴言》，庭诰相勉，道义是敦。”[49]至晚年，还常与人提及、奉行尤力。[50]这是左宗棠受教于胡达源者。另一方面，周济贫乏之义。左宗棠称胡达源“积学累善，信于家邦。”[51]胡达源家境比较宽裕，对于贫乏的亲友多有周济，对于穷而有志的故人之子左宗棠当然更是关心体恤，时常在经济上予以帮助。据说，年（道光十三年）左宗棠春闱落第后，他返乡途中救助欠债贫妇所用的两银子，就是出自胡达源、胡林翼父子所赠两银子中。[52]左宗棠在安化小淹教授陶桄时，经济上仍得到胡氏父子佽助。左宗棠《祭胡文忠公文》言：“公守黔中，我居婿乡，岁比不登，盎无余粮。使来自黔，缄金贶我，欣欣度腊，返券举火。”[53]胡林翼对左宗棠经济上的关心和帮助一直到年（咸丰十一年）他去世才止，这份金石之谊真是弥足珍贵。
陶澍，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清嘉道名臣，官至两江总督，被道光帝誉为“干国良臣”，为嘉道经世学派的领袖人物。陶澍对于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藩湘军一辈人才的崛起有很大的影响和关联。左宗棠与陶澍的渊源之雅始于年（道光十年）。其时，左宗棠正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恰逢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从江西阅兵迂道回乡省墓，路经醴陵。县令请左宗棠为陶澍下榻的馆舍作联语：“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54]联意高雅，书法壮美，又纪其实，因而深获陶澍之心。左宗棠自道其遇：“乃蒙（陶澍）激赏，询访姓名，敦迫延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左宗棠对陶澍仰慕已久，又亲炙陶澍礼贤下士的风范，因而对陶澍更为感佩。他对夫人周诒端说：“督部勋望为近日疆臣第一，而虚心下士，至于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55]之后，左宗棠于第三次会试落第返乡时迂道金陵拜谒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陶澍相待以上宾之礼，又约为儿女之亲。年（道光三十九年），陶澍殁后，左宗棠受陶澍托孤之命，又兼业师贺熙龄，好友胡林翼居中邀约，从年（道光二十年）至年（道光二十七年）在安化陶家教授陶澍孤子陶桄成立。这是左陶二人之间的渊源雅故始末。[56]陶澍在政治上对左宗棠颇具影响自是必然，而其精神人格，廉俭仁惠之风对左宗棠也有示范作用。陶用舒先生致力于陶澍的专门研究，他认为陶澍为当时清官表率。他说：“陶澍不仅重视吏治，而且强调以身率属，自己做出榜样，成为清朝有名的‘清官’。”[57]陶澍强调廉洁为为官之本：“六事廉为本，”“为端其本，莫重于廉。廉则一介无私，而志之清者识自定；廉则百为有主，而气之静者神亦恬”，“洁已奉公，惟廉为成宪之监；平心析理，惟廉无回遹之私。”[58]陶澍为官，始终坚持以“廉”律已，他总督两江，拒受两淮盐政衙门例送赏需银二万两，又以“总督养廉已极优厚”为由，拒绝支领盐政养廉。陶澍言行一致，洁身自爱，在道光时期吏治松弛，官场腐败的政治风气中，却能以廉洁、廉政名于当时，史称陶澍“服官数十载，起居如寒素”。[59]陶澍之廉，也以俭助成。他提倡节俭，不仅自己“身先节省，随事留心”，[60]而且督率属官勤俭节省，“以造福于人”。陶澍以廉俭律已率人，但对于公益慈善事业却慷慨捐输，“无时不以济人利物为志”。[61]为京官时，曾创设悦生堂，收养老弱病幼。年（道光三年），长江大水，陶澍捐银0两，救济安徽灾民。陶澍重视教育，他在两江建多所书院。年（道光十八年），捐银两在江宁修建惜阴书舍。陶澍在家也“复推先志，倡修宗祠，捐义学田、考试田、书院膏火田。又建藏书阁，以津逮穷乡之士。”[62]又资助邓显鹤刊刻《资江耆旧集》，资助万年淳出版《洞庭湖志》，[63]善举颇多。陶澍的嘉言懿行首先影响到家人。陶澍病逝后，“淮商感公清德，敛白金四万两为赙”，其夫人以“不可以死后污吾夫子”为言“却不受”，并言，“夫子先无亏，死无歉，家世儒素，生计非所求，所求得师教子耳。”[64]魏源称述其事，“公之清节，孚于家人，见于身后，非苟然也。”[65]陶澍的经济改革，大政方针“后之筹国者，必将取法焉”，[66]他的廉俭广惠，也为世人敬仰师范。对于与陶澍有深厚渊源的左宗棠而言，又自不待言。
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竢村老人，竢村退叟，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嘉庆进士，官至云贵总督。林则徐曾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提倡经世之学。林则徐为近代著名的爱国人士，他领导的虎门销烟与反抗英国侵略的事迹名垂千古。左宗棠与林则徐的渊源之雅也由来已久。还在年，左宗棠就极赞成林则徐严禁鸦片之议，认为“此是万世利害转机”。[67]年，鸦片战争发生时，左宗棠提出的御敌之策与林则徐实际举措多有契合。左宗棠对英勇抗敌的林则徐深为敬佩，与其师贺熙龄言：“目前人望，无如此公。若荷殊恩，毅然图旧；上足昭天子虚怀善任之明，下足固岭南千里之守，此天下所诚心仰望者耳。昨读其前后各疏，与宗棠策洋议论多有合者，但未能畅发详陈耳”。[68]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他们将林则徐革职流戌新疆，左宗棠对此非常气愤，感慨“是非颠倒如此，可为太息！”[69]数年后，林则徐被清廷召还，重担地方大任。年，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胡林翼推荐左宗棠入其幕府。左宗棠虽因事未能如请，但在复胡林翼的信中却表达了他对林则徐的崇敬与一往情深：“得执事岁杪急步所递手书，敬悉一切。少穆宫保爱士之盛心，执事推荐之雅谊，非复寻常所有。天下士粗识道理者，类知敬慕宫保。仆久蛰狭乡，颇厌声闻，宫保固无从知仆。然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宫保与陶文毅往复书疏，与文毅私所纪载数事，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尝自笑耳！尔来公行踪所至，而东南，而西北，而西南，计程且数万里。海波沙碛，旌节弓刀，客之能从公游者，知复几人？乌知心神依倚，惘惘相随者，尚有山林枯槁，未著客籍之一士哉？”[70]年1月3日（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林则徐因病从云贵总督任上解组回福建老家，途径长沙，在岳麓山下湘江边抛泊。林则徐立即遣人至距湘江数十里外的湘阴东乡柳庄，招左宗棠至舟中见面。左宗棠当天赶到，和林则徐在舟中彻夜畅饮倾谈。左宗棠后来追忆说：“是晚乱流而西，维舟岳麓山下，同贤昆季（指林则徐长子汝舟，三子聪彝）侍公饮，抗谈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响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71]“忆道光乙酉，公由滇解组归闽，扁舟迂道，访宗棠于星沙旅次，略分倾接，期许良厚。……军书旁午，心绪茫然，刁斗严更，枕戈不寐，展卷数行，犹彷佛湘江夜话时也。”[72]在江风吹浪的湘江之夜，神交已久但素未谋面的两代人，相逢畅饮，放怀抗谭今昔，林则徐对这位三十八岁（虚岁）的布衣，“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73]期许良厚；左宗棠对这位六十六岁的前辈名臣，颂为“天人”[74]，崇重逾常。这次相晤，林左二人彻夜倾谈，纵论天下，凡国家吏治，民生疾苦，西北边防，人物故实，“无所不及”。[75]林则徐并且对左宗棠说：“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无能为矣，惟弟其念之。”“他日建奇勋于天山南北，竟某之志者，其惟君乎！”这对于后来左宗棠经营西北，收复新疆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年后的同一天，左宗棠在长沙得林则徐逝世的噩耗，非常悲痛，唁林镜帆言：“人之云亡，百身莫赎，悠悠苍天，此恨何极。”[76]林则徐对左宗棠最大的影响是他坚决抵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左宗棠称赞林则徐“忠诚体国独有千古”，[77]继承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78]的大无畏精神，在近代反对外敌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林则徐也是清代著名的清官，有“林青天”之称。[79]他一生很少为自己和子孙谋房置产。“合计前后之产，或断或典，田地不过十契，行店房屋亦仅廿十三所。”年，在西安，林则徐把这些田宅分给了三个儿子。在其析产《分书》中，他告诫儿子们：“惟念产微息薄，非俭难敷，各须慎守儒风，省啬用度，并须知此等簿业购置甚难，凡我子孙，当念韩文公所云‘辛勤有此，无迷厥初’之语，倘因破荡败业，即非我之子孙矣。”[80]其清贫如此。曾国藩曾感慨林则徐的清廉，并自叹不如：“今日闻林文忠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真不可及。”[81]李元度述林则徐生平事迹，志节学行，言其“天生孝友，自奉俭，而资助戚族，岁必数千金”[82]则林则徐在廉、俭、惠方面，也为左宗棠所师法。
唐鉴，字栗生。号镜海（也作敬楷），善化县（今长沙县）人。其父唐仲冕曾官陕西布政使，唐鉴本人也累迁江宁布政使，入为太常寺卿。明、清时以“方伯”尊称布政使，故唐家父子有“两世方伯”之誉。唐鉴崇尚理学，身体力行，为晚近著名理学家，倭仁、吴廷栋、窦垿、何桂贞皆从其考德问业，曾国藩师事之，于身心修养获益尤多。唐鉴与左宗棠业师贺熙龄既为道义相交的朋友，又为儿女亲家。故左宗棠也以师长视之。唐鉴不仅为纯粹的理学家，也为理学义理的践行者，为官“不以一钱自污”；[83]居常“深衣疏食，泊然自怡”[84]，确是儒学道德的践行者。左宗棠对唐鉴的学行是极为敬仰的。他对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评价颇高：“镜海先生《学案》一书，本孟子不得已之心，申朱陆之辨，洵靖节所云‘为事殷勤’者。……人不悦学，数十年于兹，先生此书，乌可少耶？”[85]左宗棠不仅推崇其学术，也敬佩其清德，“镜翁所学之正之邃，吾楚二百年来所仅有者。……闻润之言翁近状甚窘，去岁之租，仅粜得十七金有奇，刻下甚苦乏。两世方伯，而饘粥不继，真佳话也。”同时，让如此道德高尚，学问纯正的前辈名儒饘粥不继，又感到自己的羞愧自责：“林亭先生与徐氏兄弟书云：‘犹吾大夫，未见君子。’今日岂异于古所云邪？长沙十万户，乃无可为先生继粟者，此亦吾人之羞矣。”[86]左宗棠后来对唐鉴八十老翁避贼惜死有所讥议，唐鉴在他心中的地位已然下降；[87]但左宗棠责善而从之心，耿介刚直之性则更加坚定不移。
魏源，原字汉士，后字默深，清邵阳县金潭（今属隆回县）人。左宗棠与魏源的交往，据刘泱泱先生考核，“只有神交，而没有身交”，[88]左宗棠与魏源虽无直接交往，但魏源对左宗棠的影响却很深。他早年熟读魏源编辑和撰写的著作《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圣武记》等书，深表崇敬，以“魏子”称之，[89]自是以师长待魏。左宗棠尝与人言，“吾乡近时多忠义磊落之士。至读书有识，断推默深先生，惜未究厥施，赍志以殁”，[90]对魏源推许备至，又惜其未展所学，赍志以殁。左宗棠是魏源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左宗棠兴办福州船政局。兰州制造局，是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作指导的，魏源以及龚自珍关于新疆建省和开发西北的主张，直接影响到左宗棠关于新疆建省与开发西北的志愿和实践。这是左、魏关系的大端。此外，魏源为官清廉而有惠政，出任东台知县，因漕务受前任之累，赔垫四千两，致使“全家数十口，指日悬罄，而先榇至今留滞东台，未能奉移，其窘生平所未尝”。由此穷蹇困窘之状，也足见魏氏之廉洁。署理扬州兴化县知县，带领县民抗洪，以命相搏，终致民稼大稔，其稻被士民称“魏公稻”。魏源尝言：“为官苟存心利物，随时皆可施惠，何论大小。”他平日“鲜嗜欲”，而于“求助者，称有无，无所吝，虽奴隶如其欲，受人托，必竭力践言。族之贫乏者，依旧周恤，未尝以在远见遗。故解组后，书籍外，无余财”；“至于改建书院，储卷籍，置义冢，设义学、整饬育婴堂、恤嫠会，传种牛痘，兴水利，培地脉，一切善政，不可枚举。”[91]魏源卒后，士民公请将魏源附祀于兴化范文正公祠，不别为祠者，承其志也。左宗棠不仅是魏源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也是魏源思想和学行的阐扬者和表彰者。左宗棠为重印的《海国图志》作序，称述《海国图志》是魏源激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中国的积弱形势而编撰的“发愤之作”，以及是书对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的指导意义。[92]年3月，左宗棠统率湘、楚军攻占杭州之后，他蠲金修整了位于西湖南屏山方家峪的魏源墓，表达了对这位师长的敬仰与追思之情。[93]由此可见魏的思想和志行对左宗棠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吴荣光，字伯荣，号荷屋，晚年号石云山人，广东南海人，年（嘉庆四年）进士，后散馆授编修。年（道光十一年）8月擢湖南巡抚，抚湘期间，励精图治，尤重教育。年（道光十三年），在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城南书院山长贺熙龄等人支持下，创办湘水校经堂，附设于岳麓书院内。吴荣光创办湘水校经堂的目的是为了矫正当时书院教育中专重科举仕进的陋习，培养通经史，识时务的经世致用人才，树立新的学风。湘水校经堂在治学上强调“精微并举”，注重朱熹、张栻理学传统，能兼容各派的不同观点，无门户之门。左宗棠与吴荣光的交谊从目前所见文献所及，即缘于湘水校经堂。湘水较经堂课试的是岳麓、城南两书院中的高材生和湘省各地选择的优秀士子。湘水校经堂创立之时，左宗棠正在城南书院师事贺熙龄问学，也因此机缘入湘水校经堂就学。他参加校经堂课试时，“七冠其曹”[94]，深得吴荣光器重。另一方面，校经堂膏火相对优厚，加之吴荣光有心择其优者赐食赠金，召至抚署以供使用。这对当时父母已亡，孤露食贫而无所依靠的左宗棠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其子左孝同述此情形：“先祖没后，日食不给，赖书院膏火之资以佐食。”[95]之后，罗荣光在左宗棠乡试选拔的曲折中又有决疑之功，贺左宗棠座师徐法绩搜遗“得人”。[96]左宗棠对吴荣光常怀感恩知已之心而师视之，他一生狷介倔强，不喜奔竟干谒，但对于吴荣光，自觉“知遇之感深矣”，又敬佩其“不为当时权要所凌忽”，“屹立万仞，神采毅然”的风概。因此，才“自忆年少狂慵，不喜奔竟干谒，惟先生召主渌江书院时，曾一望颜色而已。”[97]由此，足见吴荣光对左宗棠志行的影响。
徐法绩，字定夫，晚自号熙庵，陕西泾阳人。徐法绩为左宗植、左宗棠兄弟年道光壬辰科湖南乡试座师。是科，左宗植领第一名解元。左宗棠先是被遗弃，徐法绩在同考官胡编修暴卒的情况下，独披览五千余卷，搜遗得六人，左宗棠居首，取中第十八名举人。并与湖南巡抚吴荣光决其“温卷”之疑。[98]因此，徐法绩对左宗棠实有赏拔知遇之恩。左宗棠对徐法绩极为敬重信赖、年（道光十三年）左宗棠第一次会试落第，在致书徐法绩时，向徐师倾诉了自己欲效贾谊、诸葛亮、陈亮辈前贤建功立业之志，并言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以救时艰：“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河、漕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意，与吾夫子平生期许之殷。”[99]徐法绩为人耿直狷介，史称其具有“清操”。[]左宗棠述其事迹：“（道光）十二年春，公分校礼部试，库丁乘隙贿同事者某，隐云南解部银四十余万两，公出亟按之，奸谋遂沮。嗣是部库大狱兴，御史有以赃败者，谳词多连，惟无一语及公。”“时议重治河，诏选中朝有望实者赴两河习方略。公赴东河工所，昼亲畚锸，与河壖老卒处，讨论琐屑。”“河工官吏务侵牟，所领巨帑先实私橐，习为豪靡。馈遗甚丰，公一无所受。东河总督尝从容为公言：‘此俗例耳，拒之无以顺人情。’公笑不应”。[]作为亲炙之师，徐法绩之廉洁清操与治事之勤劳，对于深怀报国之志的左宗棠，其师范的影响是巨大的，三十多年后，左宗棠视师秦陇，犹以“白头弟子所能为力者不敢不尽一切”为言，出资二千两为徐师置墓田，并撰神道碑，以二百两勒石以铭，还以三百两为徐法绩之孙讱庵出为太守治装，并以“作一清贫太守，绵群之泽，乃至愿也”[]相勉，可谓对师恩教泽一往情深，回报不已。
左宗棠见贤思齐，其心中典型在文献所及，对他志节和“俭以广惠”的思想行为有所影响的师长友朋还大有人在。如贺桂龄、邓显鹤、李象鹍、张亮基、骆秉章等等。这些人大都也是晚清理学经世的卓有成就者，对左宗棠理学本源的植入无疑也颇具影响。
03自身勤苦力学的思想体悟圣贤所造，惟亲历其境乃能自言。二程子说：吾学虽有所授，但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左宗棠的理学修养，除得之于父祖的言传身教与师长的细心传授，自然也离不开他自己的勤苦力学与用心体悟。
左宗棠自道“六岁读《论》《孟》”[]，“少贫嗜学”，读《四书》、《六经》及理学家著作，“辄欣然忘食”[]，并言“一生受用不尽。”[]左宗棠对于宋明理学的钻研学习确实下过苦功。这一段功夫，在他与杨雪沧的一封书信中可以略窥一二，“紫阳学统，弟何能窥见百一？然自六岁读《论》、《孟》时，即兼读《大注》。九岁学作制义，先子每命题，必先令体会《大注》，一字不许放过。稍长，从贺侍御师游，寻绎汉宋儒先遗书，讲求实行。常与罗罗山、丁秩臣为友，亦藉窥正学阶梯，不陷溺于词章、利禄之俗说。又生于濂溪之乡，游于洛邑，宦于关闽之邦，去儒先之世虽远，而距儒先之居则甚近。谓于语言文字之间全无体会，亦似不然。”其书中又自言手抄陆陇其《读朱随笔》情形，“忆自道光十三年，于吾友周铁樵裕梓案上，见正谊堂所刊儒先遗书十数种，中有清献陆先生《读朱随笔》一册，尝手抄以视贺侍御及耦耕尚书，尚书以为绝学孤本，属别寻全刻，则杳不可得。”[]又“尝手抄张杨园语录，写刻程子《四箴》，重刻张清恪伯行《正谊堂全书》及《祭桂丹盟文》，皆纯乎宋学家言。”[]由此可知，左宗棠勤勤矻矻于理学，从家学指引，老师讲授，同学磨勘，自己力学，实地考察等多种途径来探其义理奥旨。由此，他自然对宋明理学有了自己的体悟。他说：“伟人大抵依传注以释经旨，宗程、朱以探孔、孟，阶级可寻，涂澈自合。”并主张“恪以程朱为宗”[]，奉程朱理学为圭臬。这是左宗棠理学本源植入的第三条路径。
04对陆王心学的批判取舍左宗棠的本源之学是儒学和理学。他终生服膺程朱，在他的思想学术，道德精神世界里，时时跳动着那些理学大师和理学名臣的影子。左宗棠理学本源植入的第四条路径是站在程朱理学的立场对陆王心学进行的批判取舍。
左宗棠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多有议论与感想，用以指导自己的实际生活
周敦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在宋明理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又因他是湖南道州人，故而以乡贤先正尤为湖南士子所崇仰。左宗棠每以“生于濂溪之乡”[]为言，可见其心中的自足与自豪感。周敦颐论学云：“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李肖聃言濂溪“自少信古好义，以名节自砥砺，奉已甚约，俸禄尽以周宗族，奉宾友，家或无百钱之储。李初平卒，子幼，护其丧归葬之，又往来经纪其家，终使不懈。及分司而归，妻子饘粥或不给，而亦旷然不以为意。”[]由此，我们也可知，周敦颐不仅为理学开山，也为湖湘克已芸人，俭以广惠的先型。左宗棠可谓濂溪学行的光大者。
张载，在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中，张载以其宣扬的“民胞物与”的经世理念和淑世精神最为人们所称道。他的《正蒙·乾称篇》云：“乾称父，坤称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民胞物与”宣示了天下一家的传统观念和经世济民的责任与担当，可以看作宋明理学家的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张载及其他的“民胞物与”精神，对于左宗棠的深刻影响也是有深深的轨迹可寻。居常“尤喜写《西铭》、《太极》、《正气歌》、《琴操》诸篇”[]以自励。又“付手民刊布”[]以励人。同治年间的大动乱，西北的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关学寂寥”[]，左宗棠其时总督陕甘，每以兴复关学为念，至其所语“吾儒读书，天地民物，莫非已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须融澈于心，然后施为有本”[]，则仿佛张横渠口吻。
二程，李肖聃言贺长龄、贺熙龄“力尊二程”。[]左宗棠游二贺之门，多得他们的指授，则二程影响左宗棠也自无疑矣。前已引李肖聃所言，左宗棠尝写刻程子《四箴》，为束已修身之教。程颢有一句名言，“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左宗棠每以此言行政训吏，并对其意境多有拓展，“程子云：‘一命之士，存心利物，于世必有所济。’不侫窃取此意，亦谓“一命之士，存心报国，于国必有所济’。唯存心为一已之私者无取焉。一已之私谓何？名也，利也。心在名利，则为私之念多，为公之念少；为私之念重，为公之念轻，天下将何赖焉？”[]左宗棠不仅以此语训吏，也以此语自勉，他公而忘私，捐廉广惠种种善举、正可以以程子此语表出衷肠。
朱熹，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宋明理学家当中，也最为左宗棠所服膺。他对朱熹学问的精深博洽，自叹紫阳学统，“何能窥见百一”。他早年究心程朱之学最深，所得也最多。未仕之前，即以朱子《小学》、《近思录》训子弟，课诸生。如年（成丰二年）在写给六岁的长子孝威的第一封家书中，左宗棠劈头即问：“尔近来读《小学》否？《小学》一书是圣贤教人作人的样子。尔读一句，须要晓得一句的解；晓得解，就要照样做。”[]而早在年（道光十九年）左宗棠受其师所托到安化小淹教陶澍孤子陶桄时，也以朱子《小学》为程式教化陶桄。[]年（道光十六年），左宗棠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也“因于《小学》节文内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之后，左宗棠出为封疆大吏，每到一处，即设书局刊刻儒家经典与理学著作以为教化之需，其中朱子的《小学》、《近思录》是必刊之书。此足见左宗棠对朱子学术的重视。左宗棠进入仕途之后，更践行朱子之学，以理学经世，功勋卓著，所获颇大。他的在浙江时期的重要幕僚、理学家夏炘有一句话说：“左公学术一宗朱子。自言：‘行军用兵之法，皆得力于《四书注》中。’”[]这与曾国藩以老子论兵事稍有差别。[]
王阳明，晚清的湖南学者，对于宋明理学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在学术倾向上，大多尊崇程朱而排诋陆王，但对陆王的治事与事功却又一致推崇。左宗棠也是如此。他对陆九渊将学问与治家相结合，在笃行中追求与感悟真学问，真经济极为佩服的，并以此事为训，教导自己儿子们向生活学习，在历练中长进，而不要做不解人情、不通事务的书呆子。[]王阳明是心学派的集大成者，又是阳明学派的创始人。左宗棠对王阳明的学术略有严议，对其事功和为人却大加赞许：“阳明学术之差，读《学蔀通辨》及《清献遗书》者，略能言其概。然仆虽狂愚无知，窃谓如阳明先生，姑毋论其事功、其志业，卓然一代伟人，其行事之散见于儒先纪载者，亦断非寻常儒者所能及。为道统学术计，则阳儒阴释之辨不可不严。若论立身大节，则阳明固亦无可议矣。”[]王阳明奉命镇压过赣南农民起义，在军事镇压取得成功之后，又转而强调思想统治，提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观点。左宗棠对王阳明这个观点是深为认同的，他常引之以批判丑恶的社会现实，“近日人心被一利字蚀尽，尝叹平天下之贼易，平人心之贼难，自与军事以来，至今只觉日渐不如矣！”[]当此世风日下，人心卑污之际，左宗棠也欲力挽其颓，他广捐廉俸，大行善举，本身就能够给世人树立一个无私奉献的典型。而他相当一部分捐廉广惠之举，更是直接投到教育与教化方面，以求多破心中贼，使社会风气转向清新纯朴，自然美好。这种诉求，与心学强调发挥人的主体精神其实是一致的。
王船山，湖湘学派是南宋时期在湖南地区形成的以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学派之一。对于本土的理学代表人物，左宗棠在他的文献中极少谈及。但这并不就说左宗棠受到湖湘学派的影响就少。岳麓书院是湖湘学派传承的主要基地。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左宗棠本人在青年时代都曾在岳麓书院肄业，当然会深受湖湘学派学术思想，精神风格的影响。湖湘学派有注重经世致用的传统，“多留心经济之学”。[]自觉究心于经世致用之学是左宗棠早年治学贮能的最突出的特点，与湖湘学派的传统一脉相承。又，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张栻最严“义利之辨”。左宗棠主张“必将义利之辨剖晰至精，毫无假借”[]，与张栻的思想精神又是贯通的。仅此两点，说明湖湘学派对左宗棠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湖湘学术史上，对左宗棠影响最大的人应该是王夫之。王夫之是明末清初与顾炎武、黄宗羲齐名的大儒，在湖湘文化中也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南宋湖湘学派所开创的学术传统，建立了一个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规模宏大的思想体系；下启近代湖湘文化，对近代湖南的各个人才群体包括思想家、学者、政治家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然这其中就包括了左宗棠。《清代名人轶事辑览》“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条辑欧阳北熊《水窗春呓》文，记述邓湘皋、邹汉勋（叔绩）道光十九年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同治初年前后两次搜辑刊刻《船山遗书》缘由。[]左宗棠接触王夫之并受其影响正始于第一次湖南士子刊刻《船山遗书》之时。据左宗棠自述道光年间，湖南士人第一次刊刻《船山遗书》，由邓显鹤与左宗棠仲兄左宗植主其事，邹汉勋（叔绩）负责校刊，欧阳兆熊（晓岑）负责劝募筹措剞厥之费。[]而据邓显鹤、邹汉勋文献所言，左宗棠本人也预其事[]。左宗棠的文献中谈论王夫之的记录并不多，但从不多的记录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对这位乡贤先正的景仰。左宗棠尝自言“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王船山就是他神交的精神良师。他将《船山遗书》置于案头，意在“与而农先生晤谈，亦胜对俗客”，并以《船山遗书》传之子孙，“异日子孙读书，或能涉猎及之”，希望子孙后代都能继承夫之的精神志节。他看重王夫之思想的完整性，对曾氏兄弟再刊《船山遗书》时“除有避忌者，悉刻之”[]有所不满，“考异固无不可，至并其书而雠之，亦安知有当于船山先生否耶？”[]左宗棠处事，也常以船山之议为训。他的好友胡林翼因子息艰难而烦恼，左宗棠即引船山语劝慰宽解：“三古以来至今，圣贤名哲有后者希矣，而圣贤名哲可传者自在。王而农谓：人之有子，为一藕丝之连耳。”[]王船山的精神思想对左宗棠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刻的，如果对他们二者的思想、精神稍作比较，我们即可从中看到二者之间的传继与贯通。这可作一个专题讨论研究，在此不展开议论。
05黜异端崇正学以固理学本源中国的封建时代，自西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作为代表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长期处于独尊的地位，而一切不利于统治阶级的学术思想、宗教奥义，往往被统治阶级视为异端邪教加以排斥禁绝，甚至镇压取缔。太平天国正是以宗教的名义发动起来的，不仅危及清王朝的政治统治，也挑战其用以维系世道人心的儒家纲常名教。同时，湘军随太平军兴应运而起，既为挽救清王朝的倾覆，也因为太平天国对封建纲常名教的横行冲决，导致“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苦于九原”的悲惨局面。因此，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为首的湖南官绅，“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愤起，以卫吾道者”[]，起而与太平天国相抗衡，也正是儒学儒教与太平天国教义的针锋相对，生死对决。
左宗棠坚固理学本源的又一手段即是对异端的排斥与罢黜。“异端”、“邪惹”是左宗棠早年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