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清欢童年（上）（文/刘鹏）

题记:读书的时候老师经常对我们说过，文学不能养家。今天看来一点不假。尽管如此，工作之余还是会躲进书里或者用文字表达内心的情感。消耗着工作以外多余的时光。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一年多来，写了一系列以《清欢童年》为题的短文。偶尔在报刊上发一两篇，也算是生活当中的一点点乐趣。从中也说明我那像机器一样运转的躯体还苟且存活。生活中的一切不如意事无法对人倾诉，躲在童年里哭泣，也是一种发泄之后的抚慰。

一

每天傍晚洗澡后穿着一条短裤走进家门，母亲便会嗔怪的骂道：洗骨头、洗脑髓，洗了半天从头到脚还是泥浆。母亲说的是实情。儿时在村旁的池塘里洗澡，不是洗澡，而是在玩耍。村南面的一口大池塘里，夏天是男人洗澡的地方。它分为三个区域，村中出口正对面是浅水区，这里可谓小孩的水上游乐场，几十个小孩把池塘底部的泥浆闹得沸腾。游到正对面的一般是年轻人，他们游几圈之后便坐在砌有石阶的码头上擦洗身子。成年男人收工后便在西面水域匆匆洗完就回家。我们不玩到天黑或者听到家里喊吃饭的声音是不会上岸的。尽管父母天天骂我们：现在才回来，我以为捞尸鬼（乡间传说的一种水鬼）把你们拖走了？可我们还是依然如故。

在那个年代里，家中喝的水都要从井里挑回来，所以早上洗脸都要到村旁池塘里去洗。因而，傍晚我们洗完澡回家吃饭，在父母看来是顺理成章的。而骂我们是由于没洗干净或者回来太晚的缘故。长辈们最为苦恼的是我们经常到外面池塘或水库中去洗澡。因为每年都有孩子下水后失去生命。有一个同伴中午去牵牛，鬼使神差的一个人下水库，家里等他回来吃中饭，等到的却是一具浮在水面上的尸体。因此，全村子里的大人只要看到小孩在野外洗澡，无论是不是自己的小孩，他们都会大声喊道:你们是不是吃饭吃到头了（找死的意思）。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直接把我们的短裤拿走，并交给我们的父母，这样的话，一顿毒打是难免的。于是，我们只好赤身裸体哭着追赶着他向他求饶。平时看牛或者锄草回来，父亲第一件事就是检验我有没有去外面洗澡，他用指甲轻轻地往腿上一刮，如果有明显的一条泥痕迹，那么我就要跪在家里的客厅里。有时他会点一炷香，等一炷香烧完才能起来。这种惩罚方式是最轻的。隔壁金狗的爸爸有一次捉到他洗澡，金狗慌慌张张的游到靠岸，他爸爸一声不吭的提起他，使劲地把它甩到池塘中间，并大声骂道：你想洗，我让你洗个够。等他爬到岸边，他爸爸又一次把它甩出去，连续三次后，七岁的金狗只能有气无力的哭着跟着他爸爸回家。

无论父母在对待洗澡这件事情上多么严厉，小伙伴们在“总统”的带领下还是身不由己的在水库里打水仗或游泳。否则你就会被孤立，会变成“地主崽”。不知是否受到大人的影响，连不懂事的小孩都把“阶级”划分得很清楚。每次我们在山上玩的时候，“地主崽”无奈的站在一边羡慕的看着我们追逐打闹，看得出来，他很想融入到我们中间，可是，他一靠近我们就要骂他。“老秤砣”（指不会游泳者）则例外，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拖他下水，教他游泳，甚至把他抬到深水区。让他在水中哭天喊地，没看到他呛几口水，我们是不会去救他的。我的游泳技术就是在这个时期磨练出来的，钻水、蛙泳、仰泳等运用自如。

二

“鱼鳞进门三样败，吃掉油盐吃掉饭。”尽管在困难时期当地百姓把这句话当做曲子一样传诵，一旦有鱼进了家门，每个大人的心里一定会像锅铲的碰撞声一样欢快。因为这是每个人心中的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每天面对着南瓜、冬瓜、茄子、萝卜、青菜、白菜、芋头的日子里；在一个月甚至半年见不到肉的岁月；在用红薯或者用米糠来填饱肚子的年代。偶尔有一尾鱼进门，左邻右舍要在小巷里用羡慕的语调重复的说一个星期——你家才好，又有鱼吃。从她们的话语中，听起来似乎过上了地主般的生活。

母亲常对我说，你是一个不沾腥味的人。也就是说我很少像其他男孩一样，有空就会到田里、池塘、水渠或者小沟里去摸鱼。母亲的话不无道理，因为我除了和小伙伴们一起合伙去捕鱼能分回来一斤或者几两之外，单独行动的话几乎是尽兴而去败兴而归。以至在和同伴一起捉鱼时，他们会用尖刻的语调讥讽我说，你笨手笨脚，只会碗上夹鱼的功夫，还是到岸上去捡鱼吧。这话丝毫不影响我去参与和他们一起搞鱼的活动，因为在童年时，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几乎是一个团队，偷柚子、挖红薯、追黄鼠狼、到水库里洗澡等，都是以集体的方式出现。这可能和当时的人民公社政策有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钓鱼则是例外，他完全属于一种个人的行为。即便是一起去，也是小孩子出于晚上的安全起见结伴前往，因为在夏天的夜晚，野草覆盖的田埂小路上，偶尔会发生踩到蛇之类的事，或者不慎掉入水中，哥俩之间有个照应。我是在大概8岁的时候跟着比我大一岁的堂哥开始学钓鱼的，工具很简单，买一卷黄麻绞成的细线回来，每隔80公分左右吊一个鱼钩，然后把鱼钩线有顺序的盘在一个木盒的上面。我和堂哥的木盒做工很精致，因为是我爷爷修族谱时用来装字的盒子，木盒长60公分，宽40公分，高8公分左右。我们只需在边沿锯一些夹鱼钩的线即可。文革的时候，修谱被称之为种族思想残余被禁止，我家很多盒用木头雕刻的大大小小的字章被烧毁。剩下的盒子我们用来做小汽车的托盘和钓鱼线的托盘。每当下午放学回来，我们就拿着锄头到潮湿肥沃的土地里挖蚯蚓，翻开泥土，看着一条条圆嘟嘟的蚯蚓伸缩着从土里冒出来，心里就幻想着鱼看到美食时的一种贪婪的欲望。同时也幻想着鱼能一大口的把蚯蚓和鱼钩一起吸进去。正因为有这种幻想，我们才有了无论酷夏寒冬坚持不懈晚出早起的决心。每天晚上，哥俩偷偷摸摸地出发，在池塘边下钩时也默不作声。因为被其他同伴发现了，他们就会很早起来坐收渔利。每天早上，急切的期待之心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几乎成了一种习惯，无论春天还是秋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要去把鱼钩收回来。如果看到细线拉得直直的，就要小心翼翼的把握好收放的力度，否则到了嘴上的鱼都有可能溜走。当然，也有徒劳而归的时候，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努力不一定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当然，也有一种瞬间能有收获的钓鱼方法，简单快捷，而且钓到的都是一斤以上的大草鱼。那就是到集体放养的池塘里去钓。特别在仲夏之时，草鱼经常探出头吃池塘边上毛豆嫩叶苗，经常把搭在水面的南瓜棚上的叶子和花，只要草鱼能吃到的，它一定吃得干干净净。我们把握好这个机会，先把南瓜花或者或者嫩叶苗揉成一小团，用很细的线捆鱼钩，再把鱼钩裹在南瓜花做成的诱饵之中，看准鱼来吃食时把它投入水中，每每都有收获。把“钓”来的鱼藏在衣服里面，每次回家的路上都是提心吊胆的，怕遇到村干部，怕遇到村民，当然也怕面对父母。到家里后，姐姐把鱼做好，父母收工回来，吃饭的时候，父亲看到桌子上香喷喷的鱼肉时，没有意外的惊喜，而且会板着脸孔对我说，下次不能这么干了。

三

在我们那里，人们都说，做天花是人生当中必须要过的一个坎。特别对小孩来说，由于抵抗能力差，稍有不慎便会夭折。因为在上世纪60年代，医疗服务比较差，再加上生活条件跟不上，别说吃肉，就连温饱都难以解决。在我们的同龄人中，就有少数人迈不过天花这道坎，他们在父母悲痛欲绝的哭声中弃世而去。

不记得当时几岁，天花像一阵风一样染遍乡野。绝大多数孩子都有此症状，大人似乎慌了神，染上天花的孩子用衣服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的端坐在家里，全身无力，眼睛微闭，手不时的在身上乱抓，透明的水泡似乎一碰就破。伴随着小孩低微的呻吟，大人只能成天守候。没染上的孩子，父母大呼小叫的不让出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偷偷地溜出家门，去寻找昔日的小伙伴。每每遇到患天花者，其父母就会把我们挡在门外，并说，他现在在做好事（当时把做天花说成做好事），你们以后再来找他玩。这段时间里，你们不能骂他，更不能动他。据说，骂了以后病情会恶化。甚至还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为此，还出现过双方父母大动干戈的举动。尽管村里的气氛紧张，大人的脸色凝重，小孩还是兴奋如初。因为这段时间里，中午可以接连不断地吃到绿豆粥。在乡村，谁家小孩做天花，都会在外面用土砖搭一个灶——当天灶。连续三天熬一锅大大的香喷喷的粥，中午时分就会把左邻右舍的孩子叫过来吃绿豆粥。据说，这种施舍的举动上天可鉴，病小孩就可以得到天神的庇佑。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早早地端着一只大碗，守候着当天灶，在哪里添柴加火，摸摸锅铲，闻闻香气，巴不得马上就能吃到这可口的绿豆粥。因为它比家里早上的菜梗粥好吃多了。这场景就像村里打了一条蛇一样，同样是当天灶，同样是大大的锅，无论蛇的大小，满满的一锅水，村民们互相转告，每家每户都从家里把鸡蛋放到锅里。等到蛇肉煮熟之后，先分鸡蛋再分汤，大家边吃边说，这个夏天身上就不会长痱子了。村外场地这热闹的景象以及其乐融融的气氛至今还回味无穷。

写到这里，我至今还不清楚天花是一种怎样的症状，它对人类有着如此的危害。于是，我翻开词典，找到对“天花”的解释：天花，急性传染病，人和某些哺乳动物都能感染，病原体是天花病毒。症状是先发高热，全身出丘疹，最后变成浓疮，中心凹陷，10天左右结痂，痂脱落后的疤痕就是麻子。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我们的同龄人中有部分人就有麻子，脸上这些褐色的点就是天花的后遗症。后来，父母带我们去种牛痘。在这期间，小伙伴们相聚在一起，伸出瘦小的手臂，互相展示着手上这块不规则的牛痘疤痕。这些大大小小的疤痕，见证了我们苦难与快乐交集在一起的童年。

四

五、六岁的时候，乡村没有幼儿园。有时母亲带我去菜园，我就在菜园的池塘边草丛里捕青蛙，或者在菜叶上捉虫子。稍微走远一点，母亲就会喊我不要走远。有时带我去田里，他们在哪里干农活，偶尔在田间也有小同伴，我们则在田里挖泥鳅。顺着手指大的小孔用小手钻下去，当手指触摸到滑溜的泥鳅时，便扒开泥把蜷缩成一团的泥鳅托在小手心。常常把自己弄得满身泥巴。总之，在那个年代，小孩没有人看管，她们尽可能把我们带在身边，不能离开他们的视线。我更喜欢的是跟着她去山上爬松茅，因为偶尔可以看到野鸡从荆棘丛里扑腾着翅膀飞出来，“咯咯咯咯”的把野草涌出一层波浪。有时还会碰到意外的惊喜——野鸡蛋。当然，能摆脱母亲的约束和小伙伴一起去玩那就更为快乐了。因为我们可以在大自然中自由翱翔。

值得回味的是樟树下水库，这里可谓是我们儿时的游乐场所。水库坝有60米长，由于水库没有完工（因旁边村庄不愿搬迁而废弃），坝顶宽有40米。平方米的场地在山区是很少见的。大哥哥们在哪里放牛，并成群结队奔向水库边洗澡。我们就在像足球场一样的草地上跌打滚爬。东面是绵延的高山，山上有浓密的松林，西面山坡山是水泥石阶，石阶旁分布着流水的涵洞。涵洞较大，小孩可以钻进去，有时把头钻出来，有时又把头缩进去，涵洞成了我们捉迷藏的好场所。水库出水口之处建了一个宽4米，高3米多的牌坊。记得牌坊两边写了一副对联，“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嬉戏打闹，穷寇猛追，因而就常常闹出一些意外。不是摔破膝盖，就是碰伤额头。小孩子受此惊吓，因不适往往就要在家里哭闹几天，脸色苍白，无精打采。在当时的农村，遇到此类现象就以为是掉了魂。于是，喊魂这种现象就司空见惯。

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在水库流水的出口处玩水，水的出口处有一块宽2米长4米左右用水泥铺的流水槽，底部因长期积水长了一层毛茸茸的青苔。水刚过脚背，我们在这里打水战。我一不小心就滑到下方的水潭里去了。我站在水潭里只露出头哇哇大哭。在小伙伴们的帮助下用手抓住水沟旁的芦苇爬了上来。回到家里，像落汤鸡一样站在客厅，经受着父母的数落。这段时间里，我神不守舍，常常在梦中惊醒后就哭起来。邻居婶婶对母亲说，他这萎靡不振的样子可能是掉魂了。于是在这几天里，母亲在傍晚时分偷偷地拿着我的衣服，跑到我掉进去的水潭旁边捡几个鹅卵石，包在我的衣服上，顺着回家的路边走边喊着：蒲根回来啰、蒲根回来啰……到家门口时，伯母则在门口接应并回答：回来啦、回来啦……这样喊魂持续了三天。说来也怪，不知不觉中，我又恢复了生龙活虎之态。在当时的农村，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我的身上，其他小伙伴也有类似的经历。稍大一点，我们当着取笑别人的笑料，每当有小伙伴摔倒时，在他哭笑不得之际，我们便甩着衣服一路奔跑着说，某某回来啰、某某回来啰……于是，他就哭着追赶着我们回家。

儿时的乡村医疗条件比较差，除了喊魂外，还有摸惊。小孩受到惊吓后，就去找年长的奶奶摸惊，通常是拿一件衣服或者一块红布，包一些大米在你的额前反复转动，嘴里细声地念一些叽里咕噜的呓语。另外，感冒时一般情况下刮痧，或者拔一些草药熬水喝等等。总之，不到万不得医院的。

五

乡村的饭来得晚，父母收工回来几乎是从朦胧的夜色里撞着进门的。“去把煤油灯端过来。”每当晚饭前父亲就会端坐在客厅餐桌的首席位上使唤着我。我把煤油灯从房间里端出来，划着火柴点燃灯芯。此刻，豆大的煤油灯光点亮了家庭的活力。虽然桌子很小，灯光昏暗，但丝毫不影响兄弟姐妹七人的筷子撞击着碗盆的声音。这时，父亲便会板着脸孔一个个地数落着我们。“吃要有吃相，站要有站相。”随之而来的便是整套的规矩。每一盘菜要大人夹了才能动筷子，筷子夹菜时不能翻来翻去，不要一上桌就端起盆来倒菜汤等等。特别注意的是客人来了不要围着桌子像班房里放出来的人狼吞虎咽的样子。现在想起这些细节，大概我斯斯文文的柔性就是从童年时接受父亲的训斥慢慢养成的。而父亲教育我们的时间基本上都在饭桌上泛黄的煤油灯光之下。

母亲似乎有永远做不完的针线活，每天晚上收拾好桌上的残局之后，便坐在煤油灯下的桌子旁，缝补着放在竹编里的一大堆衣服。七个孩子的衣服，老大不能穿了补给老二穿，老二穿在身上紧巴巴时老三刚好合适。以此类推，直至不能补了。当时，我们常常吟诵着一首民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在困难时期，这种现象极为普遍。布票按人口发放，煤油拿户口本定量购买。于是，家里同时使用两盏煤油灯的情况不多见。我每天晚上写作业都是同母亲共用一盏煤油灯。母亲没有文化，没能力教我写作业，但她偶尔会停下针线静静地注视着我。每当我写的字东倒西歪时，她就会用手指着我写的字并要求我用橡皮擦了重写，直到她满意为止。有时还用针挑掉灯芯里的灯花，把煤油灯移到离作业本近一点的地方并把灯芯调高一点。让我眼前的灯光饱满透亮。整个小学阶段，无数个日日夜夜，我的作业都是在母亲的陪伴之下完成的。而一手工整的方块字，得益于母亲长期以来严谨的做事风格。就像她手上的针线活，从布的颜色到布的大小都极为讲究，再配上她一针一针细密均匀的手工，即便补了的衣服，让我们穿出去都干净体面。

小学毕业前夕，为了能够顺利地考上中学，学校要求我们自备煤油灯到校上晚自习。于是，大部分同学都自己做一盏煤油灯。我找了一个装补鞋油的铁壳空瓶子，因为它的盖子密封较严，上学路上晃动时煤油不容易溢出来。再用薄的铝片卷成插灯绳的管，在瓶盖中间钻一个合适的孔，把灯绳管插入瓶内，简陋的煤油灯做成了。晚上，教室歪歪斜斜的课桌上摆放着奇形怪状的煤油灯。那细小的火苗在微风中跳跃，像漆黑之夜的星星，点缀教室里每个角落。也点亮着我们渴望光明的童心。

今年清明节回家祭祖，弟弟说新农村改造要把村中的老房子拆掉。自从父母走了以后，搁置多年的老房子我似乎没去过几次。就像童年的往事，早已遁迹于脑海的深处。如今，老房子即将夷为平地，兄弟四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到老房子里去看看。只见房前屋后布满了绿幽幽的青苔，土砖墙面凹凸不平，墙缝里青草摇曳。屋里呈现破败不堪的景象。父亲常说，房子是靠人气来支撑的。父母去世后，兄弟姐妹终日劳碌。无暇打理热闹几十年的老房子。岁月蒙尘，往日的光泽不见了。墙上依然挂着几张发黄的旧照片，我把相册卸下来，捧在手里端倪沉思。此刻，二弟从房间里传来了声音，这里还有一盏煤油灯。我一看，居然是我和母亲共用的这盏灯……

作者简介：刘鹏，江西吉安市人，曾在《井冈山报》《深圳教育》《宝安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诗歌、散文、随笔多篇。系深圳光明新区作协会员，现供职于东莞某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