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月12日，新月快乐！

ItisFebruary12,happyNewMoon!

新春快乐！

HAPPYCHINESENEWYEAR!!!

作者//

文前狗头//

本文与“中医是否是科学/中医黑/中医粉/中医西医什么更有效/中医是不是伪科学/打倒中医”等一切在互联网上流行的医学“月经”争论毫无关联，希望各位在年里不要带着戾气与先入为主的态度阅读本文，万分感谢！祝大家新春快乐、身体健康，永远不需要看医生！（当然，真生病医院，不要讳疾忌医哦！）

由于全文较长（字左右），本文将在未来的两期推送里分为上下两部分发表。

引言//

去年九月，临离开北京前往牛津时，母亲在我的箱子里放了五盒连花清瘟胶囊。当是时，国内疫情虽然已冷却许久，英国却仍然处于高峰，至少从外人角度来看，危机四伏。

△连花清瘟胶囊。

作为前往西方求学的中国学生，这五盒连花清瘟胶囊成为了一个显著的标志：对于抗击新冠疫情而言，中国人似乎总有一些另辟蹊径的实践与方法。然而，中国人对医学的实践从来都是“四面楚歌”的，无论怎样操作，都会招致不同层面的非议。很多人会讲，在全球疫情背景下，中药仅仅是安慰剂——甚至连安慰剂都不如；也有一些人会将中药神圣化，认为“现代医学不一定已发展到可以解释中医的阶段”。[1]

这两方面都存在一定的误读与迷思。正如钟南山院士所言：“中药在此次新冠肺炎防控过程中一开始就介入了，它是有些效的……但我还是非常强调一些中成药要用现代医学的办法进行认真的考察。”[2]这句话与我去年九月的个人经历结合在一起，浓缩了中医自十九世纪与“西方医学”（这个定义本身具有问题，下文我会讲到）相遇以后所产生的各种变化。

我们会发现，尽管如今中国的医学实践已被现代医学主导，且我们正是通过基于现代医学搭建的防疫体系相对成功地遏制了新冠病毒在国内的传播，但人民百姓的日常实践中依然包括了“反科学”的中药，这说明了传统医学（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与中国人的文化认知高度重合；也说明了在个体实践层面，从帝制时代一直到当代，“中医”的核心实践观念从未改变：一种基于微观的“药物-疾病”以及“医师-病人”的个体对个体的实践观念。[3]这与现代医学基于群体的实践观念是不同的。

另一方面，中医实践者基于现代医学循证方法的实验发现“连花清瘟虽然对抗新冠病毒肺炎比较弱一些，但是由新冠肺炎引起的组织细胞炎症的损伤，它有很好的抑制作用”。[4]从这句话出发，结合胶囊盒背面让人目眩的配方表可以看到，连花清瘟胶囊早已不是十九世纪以前那种仅仅取自“原始材料”（rawmaterials）的中草药了；[5]相反，它是基于实验室观察，经过生物科学审视以及医药工业生产，并由国家/政府批准发行的产品。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传统医学/中医”所经历的明显变化：中医的实践由基于宗族/地方的个体行为发展为由国家/政府引导与管控的集体行为；中药的研究与生产受控于现代循证医学，连花清瘟胶囊想要得到批准投入使用，必须过实验室这一关。

△年9月21日，北京市八里桥，英法联军与清军之间展开八里桥之战。战役以清军全军覆没、咸丰帝及宫廷人等前往承德避暑山庄避难告终。

乍看之下，这些变化可以被认为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医学传入中国所带来的结果。的确，当西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舰轰开中国大门时，西方传教士也带着外科手术刀、解剖学与细菌学一同赶到。然而，即使我们不能说这个观点全然错误，也必须意识到，“西方科学改变中国传统医学”是一个略显武断且失真的说法。这个说法仅仅是完整故事的一个侧面，在真实的历史环境里，西方科学与中医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中介：由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正是因为国民政府的介入，中医才会受制于“现代性”（modernity）话语的压力而不得不做出改变，以求自救。在剩下的章节里，我将具体讲述帝国主义强权如何将中医在十九世纪的实践转化为“落后的东方传统”并塑造出相对应的代表“现代”的话语体系，国民政府如何接受了这套话语，以及这套话语如何逼迫中医作出改变。

十九世纪的中国以及中医最初的改变尝试//

可能与大家先入为主的想法不同，尽管西方人在刚刚进入中国时，就认为中国是一个“饱受疾病凌虐、缺乏个人卫生、没有任何保护健康的公共意识”的民族，[6]但要一直等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才开始普遍接受这一评价；而要一直等到年，中医才感受到来自“西医/现代医学”的威胁，而开始进行激烈的变革。[7]帝制时期，中医分散在广大疆域的城乡之间，或是坐堂的名医或是开药铺的堂医。他们很少为不认识的人看病。名医则更有排场，非当地有名望的病人不看。另一方面，则是一些江湖郎中，他们以频繁的游动博取信任与机会，有的时候甚至会在城乡的交通中心“撂地”进行治疗“表演”。总而言之，这种或“点”或“线”铺陈的中医分布格局，构成了中医在二十世纪以前基于家庭与邻里氛围的运行核心，其文化内核则是基于宗族的乡土亲情关系。[8]换句话说，只要离开了某个特定的城镇或者乡村，原来那个乡村的医学运行机制就不再起作用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对于帝制时期的中国人而言，健康完全是个人的责任。令人惊讶地是，在二十世纪以前，西方事实上也在遵从这样一种医学观念。欧洲的古代典籍有非常多有关个人健康和长寿的著述，这些著述普遍认为节制饮食与控制情绪对于保持健康至关重要。此外，这两种文明也都将个人健康与道德挂钩。《黄帝内经》强调酒精与女性的危险；欧洲的卫生传统则受到了强烈的基督教影响。正如罗芙芸所言，中国和欧洲的致病与疾病预防理论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出现大的分流。[9]当英法联军踏上天津的土地时，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正饱受肺结核和痢疾的高发病率、霍乱和斑疹伤寒这样的破坏性传染病的摧残。在英国与法国国内，医学从业者们也在激烈辩论着这些疾病的发病原因以及治疗方法。由此可见，我们不应该将随着炮舰来到中国的西方医学从业者视为拥有一整套相同医学理论体系的铁板一块的人群。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中下旬，根本不存在一个独特的“西医”，可以区别并统治“中医”。[10]

很大程度上来讲，在年之前，中西医是各行其是的。基于宗族与乡村关系网络的中医在城乡拥有牢不可破的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时期）；而西医也在通商口岸以及大城市进行着自己的医疗实践。然而，正是在通商口岸，由西方传播而来的医学技术已经开始促成中医的改变。年，天津的著名盐商华光炜偶然间读到了一本书，这本书讲解爱德华·真纳（EdwardJenner）在年发明的牛痘接种技术。华决定建立诊所，为城市里的穷人提供免费接种。诊所内的医生们改变了真纳的技术，让它适应中医的理论：一年两次接种分别为春秋两季，被刮开植入少阳经处的皮肤上。[11]这座名为“保赤堂”的诊所非常具有影响力，一直开设到年。这个例子再加上这段时期一些住在广州的医师陆续采取了一部分西医治疗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医还远远没有感受到外部压力，但一些先行者已经开始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对中医进行规模较小的改变了。

西医的巨变与中国积弱话语的产生//

那么，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自西方的“现代性”开始对中医施加压力呢？我们需要暂时离开中国，把目光聚焦在西欧，来